武汉逻辑工作者座谈形式逻辑的对象和客观基础

武汉市逻辑工作者于3月27日举行邏輯学座談会,座談的中心問題是“形式邏輯的对象及其客观基础”。关于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有些同志不同意某些教科书中把形式邏輯看做是“研究思想的形式結构的科学”。个別同志認为这个定义源出于康德,康德将思维規律和形式作为一个东西,而且是人們主观意識所造成的,     

社会主义建成是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

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問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义。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为我們提供了一把解决这个問題的鑰匙。决曦中說:“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者,我們認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万里长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認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貭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貭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現在的問題,是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这把鑰匙解决有关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問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决議”的精神实貭。目前存在着有关对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問題的种种看法,有人認为社会主义的建成,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结束,开始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种看法值得商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問題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問題,历史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些同志認为:“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只有通过封建王朝的讓步政策才能表現出来”;“由于农民阶級是被統治阶級,不可能直接地对     

谈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

讀了狄其骢同志《对文学典型的思考》一文,觉得問題探討得比較深入,邏輯性也强。它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承認它的存在,一种是否認这个事实。后者,我以为是不足取的。远的不談,近的如《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总27、28期)中郭正元同志     

武汉大学哲学系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系就“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題举行了科学討論会。师生們一致認为,世誠同志以否認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为中心的各种观点是錯誤的,他的观点必然导向二元論和不可知論的錯誤道路。討論会对以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1)思維和存在同一的基础是什么?有人認为思維是物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实踐也是一种客观的物質活动,因而思維和存在統一的基础就是发展着的物質世界;有     

凱因斯对英国传统的就业理论的批判的批判〔上〕

凱因斯的就業理論轟动了資本主义世界,有些資產階級学者竟認为这是經济理論的革命。凱因斯也确实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傳統的(他誤称为正杭派)就業理論,認为它只適用于特殊情况而且与現实完全脫節,只有他自己的“新的体系”才適用于一般情况,而且能够解决当前的失業問題,經济危机問題。这篇短文的任务就在于:从凱因斯对英國傳統的就業理論的批判本身,揭露这个“新的体系”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     

试论张鲁及其政权性质

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爭有关诸問題的討論中,不少同志引东汉末五斗米道教主張魯在汉中的活动来証明自己的論点。有的同志認为农民政权的主要类型有两种,張魯在汉中建立的政权,就是两种主要类型中的一种;有的同志認为“張鲁在汉中行五斗米道,打破封建等級的官僚統治”,“廢除了高高在上的封建等級制度,保証了人人有吃的有住的”;还有同志認为張鲁在汉中所行的“义舍”制度,是农民財产公有的空想的实际应     

論唐代义仓地税兼及两税法的内容

唐代义仓地稅是史学界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問題上还有很大的分歧,許多史学家例如鞠清远、胡如雷等認为义仓就是地稅,有的史学家如岑仲勉等則認为地稅是另外的一种稅收,不是义仓稅。此外,义仓地稅的发展及其具体情况如何,因为研究的人很少,許多問題还不明确。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史学界諸位前輩研究的基础上,針对以上問題提出个人看法,并进而联系到兩稅法的內容,为唐代租稅的討論提供一些粗淺意见。     

唐長孺教授来我校講关于魏晋到隋唐的几个問題

武汉大学唐長孺教授,十一月上旬,应邀来我校講学。这次講学共講三个問題。 第一个講題是:“魏晋到隋唐直接生产者地位的变化”。唐先生認为,在魏晋时直接生产者就是国家的編戶和工匠及属于士族的“部曲”、“佃客”。“部曲”和“佃客”沒有人身自由,是士族的私属,他們如同物品,可被主人用以交换或作礼品贈送。     

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从“生產关系适合生產力的規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兼答何高济先生对于中国古史分期問题的討論

(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的焦点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到了現在,已進入高潮。如所週知:这个問題的主張,主要分为三派:1.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說,2.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說,3.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晉說,三派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互相辯駁,各不相下,寫下的論文可能已在百万字以上,旁观的人看得眼花撩乱,很难抓住論爭的中心問題或讨論的焦点所在。我們認为:要評論一个学術問題的討論,指出各方的得失,肯定其是非,就必須先弄清楚討論的中心問題或焦点所在。否則,就决难有公平的論断。然則中國古史分期问题討論的焦点,究竟在那里     

从特称量项、周延性等问题来看研究形式逻辑的根本方法

諸葛殷同同志在“特称量項、周延性及其它”一文中,(1963.8.9光明日报)批評了許多人。諸葛同志認为这些人对于这問題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錯誤的”,甚至認为这是一种“不幸”,我却以为:“錯誤”可能有,但孰是孰非目前还需商榷;“不幸”也可能存在,但却不一定完全出在与諸葛同志相反的意見上。不管怎样,最終檢驗真理的标准应該是实踐、是客觀实际,而决不应該是主觀断定。因为分歧仍然存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论鲁迅前期文艺思想的发展

魯迅在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失敗以前,“一向是相信进化論的”,“以为將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按照他自己的分析,在一九二七年春到广东,目睹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員和革命群众之前,他的思想基本上沒有超过进化論的界限。这已是大家公認的事实。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認为“五四”时代的魯迅,还沒有了解革命斗爭的必要呢?有些人把魯迅自己在前期常說的“国民性”或“国民精神”当作“民族性”的同义語,因此判断魯迅在沒有确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之前,还不能分清統治者     

上海学术界举行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座谈

本刊編輯部于四月八日及廿五日邀請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举行了基础与上层建筑問題座談会。 許多人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經典定义,即“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意王子野一文(載“哲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把生产力放在基础这个概念里面;認为如果按照王子野的論点,就会有很多問題在理論上难以自圓其說。例如,基础是有阶級性的,生产力則是沒有阶級性的,若是把生产力放在基础里,則无法解釋基础的阶級性和繼承性,且还会导至生产力也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質的錯誤結論。 許多同志認为,王子野一文的某些論点具有启发性,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点,把基础、社会存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混为一談,則是以新的簡單化来代替过去的簡單化,因为社会存在的涵义比基础的涵义要广泛得多。     

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

目前在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中,各家對西周社會性質的看法,還很懸殊,各家所估計的西周生產力水平,距離也很遠。有的認為两周时代“農業上的主要生產工具,還是石器、蚌器和一米連長的木棒”,好像西周的農具基本上還和原始公社制時期差不多;有的認為“西周生產力就是以爰田制的三田制和年年耕種的井田制,作為最高的指標”,簡直巳     

作家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

邵荃麟同志主张我們的文艺要大写“中間人物”(其实是落后人物),用来排挤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文学上的主人公地位,已經是很荒謬的了;他更提出:在写“中間人物”时,“可以只提出問題,不解决問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也就是說,写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关于人民公社性质的认识问题

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生产组织,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疑問,但是对目前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人們的看法却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它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和农业社沒有什么区別;有的認为它已经是共产主义性質或者至少已經共产主义化了。究竟对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应当怎样理解?本文試图談一点自己的認識。不当之处,请讀者批評。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質,抑或共产主义性質?我認为不能脱离它借以产生的基础和历史条件去研究,否則就必然要产生主观主义的錯誤。大家知道,人民公社是在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