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     

论顾炎武的“教化”思想

顾炎武主张通过“立宗法”来确立伦理主体 ,并以“教化”来确保其成为政治主体的助手。顾氏所倡“教化”有“名教”和“礼教”两种形式 ,但他更注重“名教” ,这是一种顺应“人心”(即利用人的私心 )的教化方式 ,其中包括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容 ,但顾氏没有把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当作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而仅仅是为了改善人伦关系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魏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

魏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深刻的体察与认知,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念,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他尊崇天命,敬畏鬼神,深怀忧患意识,但也相信“人定胜天”,褒扬“造命”君子;魏源还重申王道之治,主张王道纯出乎道德、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王道有近功等,他对王道实施主体提出了严密的执政素养规范;他还重视法之功用,提出治法与治人兼备;魏源还有鲜明的重民思想、富民思想等。其某些理念代表了中国近代化开启的方向,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建设也许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清前期东北治边思想及其实践

清前期对东北的治边思想,是清王朝治理全国边疆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大一统”、“从俗从宜”、“分而治之”以及“中外之防”等四个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清朝制定正确的治边政策,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天道）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论“爱国者治港”中的身份认同与效忠义务

“爱国者治港”是“港人治港”原则的核心,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际惯例和治理伦理,只有“爱国者”才有资格成为治理的主体,“爱国者治港”原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效忠逻辑,香港居民不仅对香港特区政府具有效忠义务,而且对国家也承担相应的效忠义务,香港公务人员履行效忠义务是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关键。只有准确理解“爱国者治港”的身份认同逻辑与效忠义务,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才能进入由乱及治、由治而兴的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开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成伣“浮休子寓言”思想发微

成伣是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他创作的“浮休子寓言”思想深刻,主要讨论治身之道与治国之方。成伣论治身与治国,首先确立其根本价值,论治身以人的“性之所能”为思想基础,关注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全身之道;论治国则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根基,倡导统治者要施仁保民,注重选“才”和生“财”。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走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耦合,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与“出场”多元化,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随着技术向度的增强与工具理性思维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不同维度的伦理风险。通过分析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风险的成因发现,人工智能的类人属性不断强化、算法自主性导致的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加、风险认知与外在保障具有有限性,导致了伦理风险“在场”的必然性。为了规避伦理风险,要以道御术,守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立场;要以情化人,构建柔性的共情共鸣机制;要以法为界,明确人工智能赋能的何以可为。     

孔子家政伦理说

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先祖当推孔子。因为孔子处于中国奴隶制社会没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传统的家国伦理关系原则受到冲击,新的伦理原则没有确立。面对当时紊乱的伦理关系,孔子首先提出了以德明天下,以德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主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①从修自身始,达齐家、治国之目的,将“个体修养”、“整肃自家”、“明德治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从宫廷后妃伦理到民间家庭伦理及昏礼的意义——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内治》析论

北宋李觏所著《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内治》七篇,集中就《周礼》有关宫室职官及其职掌内容展开议论,从而引出李觏对历史上的帝王生活、宫廷政治及后妃伦理,乃至民间百姓的家庭伦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历史的记忆与后妃之德、宫禁制度复古主义的诉求、后妃之教与后宫生活的禁忌、后妃的礼仪角色、皇亲国戚之女的伦理规范、昏礼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既可见李觏从传统儒家的"齐家"思想出发,结合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与教训,阐明和发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和"家不齐则国不治"之道理的思想倾向,也可见李觏对礼学经典诠释的别样风格。字的训解有误。从甲骨、金文字形和相关的字音材料来看,它的正确训释应为“     

清初治滇述论

清朝初年,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二三十年间,是云南实现由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和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其治策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较为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为其后清朝统治云南的治边思想和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