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兴起,其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意蕴来源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报刊杂志上的“劳动”话语表述,将“劳动”视为社会底层民众“专属”谋生方法与身份标签;将“劳动”提升为社会及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并进而成为劳动阶级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关键词。社会舆论围绕“劳动”概念内涵展开论争。从“劳资争议”到“阶级战争”的话语变更,标志着下层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自觉,改变了“劳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向;关于“劳心”与“劳力”的价值论战,反思并挑战了传统中国社会权利的归属与分配。“劳动教育”的传播与实践对劳动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百年前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是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旧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劳动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开端。     

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余江血防”为个案的考察

血防之初,长期遭受"瘟神"摧残的疫区人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心存怀疑,认为新政权同旧政权一样,不可能医治好"华佗也难医"的血吸虫病。党和政府则把血吸虫病隐喻成"反动旧政权",将血吸虫病的蔓延归结为旧政权反动统治造成的结果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展示新政权优越性、建构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血防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良作风,为新政权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政权消灭了给疫区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旧政权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极大地提高了疫区人民的健康、生产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探析——以江苏省为个案

＂大跃进＂运动破坏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各种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危害。＂大跃进＂运动后,江苏省在恢复合作化时期各种劳动管理制度的同时,还实施了劳动定额管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等生产责任制。这些劳动管理制度的实施使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和效率大大提高,促进了江苏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公民教育何以失败——以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公民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浙江省20世纪30年代公民教育为例,通过对浙江省图书馆和杭州市图书馆所藏的部分民国时期杂志、报纸所载资料以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浙江省公民教育失败的原因和国家现代化与公民教育事业成败之间的关系,旨在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研究

20世纪初,"反革命"以"anti-revolution"和"counter revolution"两种表述出现在中国报刊中。进入20年代,"反革命"一词的使用愈发普遍,围绕"何为反革命"这一主题,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反革命"话语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因焦点转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国共合作破裂前,"反革命"话语的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定义"反革命",以是否"反帝"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互斥对方为"反革命","反革命"的主要客体由之前的"帝国主义"转为政党及其所遵循的"主义"。"反革命"话语论争的主体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反革命"遂成非黑即白的话语,用于对异己者进行道德谴责和政治审判。"反革命"话语论争,实质是争夺受众的认同,以获得"革命"的合法性、主导权。国民革命力量的复杂性、斗争的艰巨性,使"革命"有可能转化成为"反革命"。无论如何,主观定性"反革命"并不能改变其客观指向,历史最终对何为"反革命"作出了结论。     

历史与经验:中国现代农业技术路径探索——以20世纪50年代的山西农业技术变革为中心

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核心是农业技术的变革,而农业技术变革的过程也是农业技术路径选择的过程.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技术的路径探索已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前人只是从农业技术选择的外部条件,以及国内外技术措施对比进行研究,没有从农业技术本身变革的过程来探索.鉴于此,文章拟以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开展的农业技术变革工作为中心,从传统到现代化演进的角度来探索农业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对西沙群岛开发的考量及管理——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考察中心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对西沙群岛的开发和管理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在调查和讨论基础上,开发制度逐渐完善。在此过程中,广东省政府坚决反对外部力量渗入西沙群岛的开发活动之中,并将其视为检验商办开发行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后来因海疆形势紧张,广东省政府将西沙群岛开发活动改为官办,后来又因地方政局的混乱戛然而止,但捍卫主权的立场始终未变。这既反映出岛务实践在摸索中不断前行,也折射出开发活动寓于边疆治理之中,并为此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的农村问题——以《中国的西北角》和《西北考察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农村社会的衰落与破产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以近代两位著名知识分子对西北社会的考察报告为切入点,较为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农村社会问题的表现及形成原因,并简要分析了甘宁青农村社会的衰败对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城市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使城市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进程成为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变迁的推进器。 2 0世纪 2 0年代 ,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的一批热心市政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把全新的城市观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思潮传播到国内 ,自觉地从整个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来思考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并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面发展和变革转型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其设想限于当时的恶劣环境无法全面实现 ,但是他们的积极活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作用 ,并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京奉铁路与近代东北移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交通方式和基础设施,京奉铁路的开通不仅开辟了新的移民路径,而且改变了移民流向,拓展了移民空间;通过发售移民减价车票,特别是小工票,以及行驶小工专列等,便利了关内移民的往返运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移民运动的高涨.京奉铁路的开通和运营对近代东北移民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劳动”与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及其哲学意义——“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沉思、中世纪的上帝与神以及现代社会之中的资产阶级和资产者等都为这一命题所颠覆。劳动被赋予了史无前例的神圣性和优越性,取代了所有传统社会之中的理论、实践、上帝、资产等地位,并且成为了检视一切事物是否合乎人的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重要体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母亲角色的转型与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新旧文化相互碰撞的特殊时期。母亲的角色与职责也在社会的广泛讨论中不断被型塑,一个具有科学的头脑、民主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理想母亲形象逐渐成形,而儿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也成为母亲理所当然的职责,并且教育的比重日益凸显。但也因此,母亲在儿童家庭教育与个性化生活之间出现了两难抉择,并引发了“贤妻良母”的时代争论。时至今日,母亲一面肩负着家庭中儿童教养的多数职责,一面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工作,而且父亲角色在儿童教养中频频缺位,这些都反映出母亲角色在社会建构中受到性别刻板意识的深刻影响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重重矛盾。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20世纪80年代“影戏”理论的建构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钟大丰和陈犀禾提出了“影戏”理论,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极具争论性的理论话题。借助于“概念置换”“移花接木”和“历史缝合”策略,他们完成了“影戏”理论的“论证”工作,建构了一座“中国化”电影理论体系的空中楼阁。尽管“影戏”作为电影理论体系无法成立,但作为中国早期电影观念却是客观存在的。“影戏”电影观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是文以载道的文艺观、艺术的进化论和固守传统的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反讽和戏剧性的是,他们建构“影戏”理论是为了反“影戏”,而后来他们又回归到对“影戏”传统的坚守;钟大丰回归到对电影“戏剧性”传统的坚守,而陈犀禾回归到对电影“社会功能”本体论传统的坚守。     

话语转义与当下的反讽叙事——以20世纪80年代伊沙诗歌为例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认为"反讽"是话语转义的较高形式,20世纪80年代诗歌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诗歌,则体现了日常消费主导文化的后现代的叙事特征,反讽中心主义的叙事写作成为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导致了诗体精神的背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扫盲跃进的社会学分析

嵌入社会学视角,以国家政权、舆论等社会控制手段为主要对象,探讨1950年代农村扫盲跃进形成的社会原因,并总结其经验教训,给当前社会控制系统的完善及农村成人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的接受与发展——基于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经典文本的考察

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逐渐从法学和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手稿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接受与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具体过程。《穆勒评注》揭示了李嘉图的价值及其规律的理论失误并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识到了“劳动”概念的复杂性,为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准备;《神圣家族》从社会物质生产角度审视了价值问题,并认可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主张。《评李斯特手稿》认识到了交换价值是商品的抽象属性,劳动力商品的观点初现雏形;《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作为科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生产成本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哲学的贫困》发现了商品价值量的规定,《雇佣劳动与资本》则充分揭示了价值的社会属性。梳理这些早期文本的演进脉路,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是相互交织与促进的,特别是他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