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出身、官僚出身还是商人出身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的,买办、官僚、地主等出身的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或几个资产阶级。     

论上海租界与租界文化

上海的租界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先导性的文化范式,是依托租界生发出来的一种以混合中西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殖民性、混合性、近代性、自治性,成为上海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

在近代中国先后存在的二十多个外国租界中 ,上海租界设立最早 ,面积最大 ,历时最久。租界的存在 ,为西方文化比较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近代上海因中国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和近代性因素 ,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同时上海社会移民人口特点 ,传统士绅角色缺位 ,使得近代上海文化呈无霸权状态 ,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上海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是中西不同文化共存、交流、融合的状态 ,是上海被称为文化熔炉的原因所在。     

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渐成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即作为西方商会组织的东方“复制品”（ｃｏｐｙ）,受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晚清商会究竟有哪些“变异”（相对西方母本而言）？何以会造成这些“变异”？在我看来,要透析晚清商会的性质与特点,把握其在中国“语境”（即国情）下的“变异”,对商会与绅商阶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关键点。一、绅商与商会的创办所谓绅商,系指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诸如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等人。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荡激下,…     

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各商帮中,广帮是其中的大帮。本文旨趣,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探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天津租界史研究现状

<正>租界作为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乃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它是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强行划定的,独立于中国的主权之外,成为"国中之国"。租界存在于中国各通商口岸,尤以天津为多。先后有英、法、日、意等九国租界。租界的存在,对于近代天津城市的成长变化、文化的重塑、城市空间等都产生了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20世纪前期买办阶层职业收入分析——以行业为视角

20世纪前期,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达到成熟和完善.买办的职业收入主要由薪金和佣金构成,还有一部分被外商默许的暗中收入.佣金是多数买办的主要收入,是买办经纪人身份的体现;到了20世纪,买办的佣金制度达到普遍而完善.薪金是买办与外商雇佣关系的一种象征.买办收入的复杂性还在于不同行业的买办收入来源不一,且差距较大.依据买办制度的性质进行归并,大致可以分为洋行、银行和公司买办.他们依据本行业的特色对买办报酬制度进行了各种改造.     

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有澳门和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而得以产生;宁波籍买办虽因缺少生成条件而尚未产生,但宁波所具有的外贸环境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因不能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一种保守型和单线性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其势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多的开拓性。     

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显赫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买办的兴起及其社会状况,而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买办逐渐走向衰落。从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进行的调查中整理出大量有关买办的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     

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一类人 ,他们的经济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买办的产生、发展、评价作一新的探讨     

天津租界文化: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近代天津,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点,而租界则在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的基督教会,依托租界,对天津的教育、报刊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极大地同化了租界内的西方文化,使其成为中国化的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天津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官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决定将洋经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①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英租界。以此为开端，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它们以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构成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体的又一因素。一、“国中之国”与市政文明示范租界自出现之始，便挟带着强横的色彩，列强握夺了中国对租界的统治权力，在租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机构，…     

甲午战争与台北李春生家族

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历史。它不仅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改变了民间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台祖李春生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案。目前关于李氏家族的研究多局限于对李春生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于其家族在台湾,特别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似乎仍相当缺乏。李春生原本是厦门的买办,清末来台后依然如此,但也自己开设茶行,出口乌龙茶经由厦门转运美国,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致富。1895年日军来台后,李氏家族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经济方面,李氏家族还取得了近代商品煤油的代理权,到1910年代后期并把触角伸向金融与保险业,成立了近代银行与保险公司,可谓近代中国自买办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典型。     

租界文化的形态与特征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突然崛起的城市,不管说上海租界是民族屈辱的象征,还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它在事实上生成了租界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从城市文化景观、租界的制度文化、租界人的文化构成等方面阐述租界文化的基本特征.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租界文化特征的阐释,对于推进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近百年间,我国曾有过多少个外国租界?面积有多大、起讫日期如何?可谓众说纷纭。本文将提供确切的统计数字。为明确"租界"的定义,一要将租界与殖民地区分开来;二要将租界与"外国人居留地"区分开来;三要将租界与割让给外国的军事基地等区分开来。本文认为,中国租界属于引进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笔者根据十几年来查阅资料并做实地调查,考定中国租界的总数及各地的分布情况,指出租界分布的比重悬殊性、地区集中性(所占全国领土比例极小)和发展不平衡性。此外,本文还考证了中国收回各租界的准确日期。     

中国租界史的再认识(之四) 百年租界·帮会·鸦片

租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开端,也是藏污纳垢之地。在三大租界即上海、天津、汉口,游民帮会的势力特别引人注目。租界是培育帮会的温床,也是青洪帮发迹变泰的大本营。在近代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青洪帮首领以帮会为依托,以贩卖鸦片、开设妓院、赌台、贩卖人口、"黑吃黑"等不法行为获取大量财富,并影响商界、政界。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吸毒人口最多、毒品危害最烈的国家,在华夏文明史上,没有另一种商品曾像鸦片那样带来巨大的灾难与耻辱。在租界庇护下,青洪帮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加入其中,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行业;烟、赌、娼三位一体,租界巡捕房与青洪帮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青洪帮的本质是黑社会性质的江湖渣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割除了青洪帮黑社会的毒瘤。     

论租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

租界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错综复杂的影响。它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也促进了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近代化;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但同时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扩散基地;它既是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加紧经济掠夺的基地,又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它既是罪恶的渊获、藏污纳垢之地,又是进步活动中心;它在中国战乱之时宣布中立,比平时更像一个地道的独立王国,但同时也给中国人躲避战火提供了避难所;它既是列强对华进行思想渗透、加强精神奴役的据点,又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尽管列强在华广置租界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呆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毕竞是最大的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