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     

“大历十才子”无李益

大历时代在唐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特点的时代。它处于唐诗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之间,总结这个时候多数诗人在创作上的教训,研究少数诗人能够摆脱文坛风尚而获得成功的原因;以之与前后两个时期作对比,对阐明唐诗繁荣的原因大有帮助。但哪些人是“大历十才子”呢?众说纷纭,迄无定     

试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分期

毛泽东创作诗词，始于１９０１年，终于１９７６年，一生赋诗填词大约１１８首，现存诗５９首，词３６首。毛诗词创作史分前期（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４９年９月）和后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在这个分期基础上，再细分为六个更具体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１７年，十年“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创作历史的特点是：前期重点攻“词”，后期侧重攻“诗”；诗人政治处境决定其诗词创作兴趣浓淡，其一生政治上的两次探索带来诗词创作上的两次高潮，其一生政治活动上的两次高潮又同时使其诗词创作转入低潮；两次创作高潮在毛泽东诗词创作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没有它们，就没有大诗人毛泽东     

论西晋诗人的逆反式抒情

论西晋诗人的逆反式抒情胡大雷一、何谓“逆反式抒情”建安、正始时期的著名诗人，如三曹七子、嵇阮诸人，其诗歌抒发情感的诸层面与其个体生活的诸层面紧密相连，从其诗歌可以看出诗人生活的影子。此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概括建安时期诗人个体生活与社会境况及诗风...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以反传统文化为旗帜,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这种影响,有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方式呈示出来;有时则由于现实与历史的文化氛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具有某些共通的文化气质。宋代的诗坛和五四时期的诗界就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氛围,这种时代风尚,使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呈示出宋代诗人的某些文化气质,从而对五四新诗运动和诗人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诗界的整体风貌。     

郭沫若与闻一多: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与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不期然地有些相似,他们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卓有建树的“学者”,为民主和民族解放而奋战的“斗士”。这“三重身份”集合在他们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们都有开拓之功。他们把新诗从初创阶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现代新诗艺术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以不凡的才力,筑起了五四诗坛上的两座浪漫主义奇峰。     

从《蛙》剧管窥柏拉图的诗学精神

柏拉图认为,诗艺作为摹仿的活动,只能是真理的影子,因此,在他的《理想国》中驱逐了诗人。但是,柏拉图所说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全称概念,它特指那些使诗成为人们的消遣之物的诗人,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喜剧诗人阿里斯多芬作品的肯定考察出来。柏拉图强调,诗必须与人的本真生存紧密相关,艺术是人之为人的本真活动,而不是人们消遣的物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以“理念”的认识来衡量诗艺,这对西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探论

金、元诗人在向其前辈诗人学习时,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主要为唐代诗人,因此之故,宗唐便成为了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金代诗人的宗唐,初、中、晚三期各具特点,并使得“以唐人为旨归”成为一时之风气。生活于金、元易代之际的遗民类诗人,无论是元好问等大家抑或当时的一批“后进作诗者”,其在对蒙元新政权的认识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向唐人唐诗的学习方面则是甚为一致的。元代诗人的宗唐形式,主要表现在“为唐代诗人撰写传记”、“编刻各种各类的唐诗选本”、“在诗话中总结唐人的创作经验”等方面。而注重诗法、讲求风格,则是元代诗人选择唐代诗人为师学对像的两个具体标准。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抱朴子》的文学思想简论

葛洪(公元二八三年——三六三年)生活在中原战乱不休,晋朝南渡偏安的时期。西晋后期一直到东晋,社会政治生活极端混乱。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崇尚老底,高谈玄理,建安文学传统为之一扫。晋以来,文学虽经历了正始、太康两个表面比较繁荣的时期,出现了“竹林七贤”和“二十四友”这样一些诗人和文学家,但除其中少数人小有成就外,文坛基本上处于一种衰落消歇的状态。一些诗人文士,往往把诗文作为纵欲享乐、寻求精神超脱的工具和自命风雅的装饰品。或以诗进行枯燥乏味的哲理说教,或以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

论陶渊明的浪漫情怀李华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他有不少称谓：梁钟峰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隋王通奉他为“放人”（意即放浪之人）、宋朱熹说他是“带性负气底人”、清龚自珍尊他为“卧龙豪”等等。通常，人们称他为田园诗人、隐...     

论近代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

中国近代史上危机四伏,爱国诗人对祖国的出路进行了空前理性的思索。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人把战争的失败归结为官员的腐败无能;改良主义时期的诗人对统治者进行抨击的同时,依然寄予厚望;民主革命时期爱国诗人则提出了开发明智、推翻清朝的设想。从不同时期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艰难行进的过程,构成近代诗歌别样的价值。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文坛千古两谪仙——李白与苏轼比较研究

在中国诗坛上有两位才华横溢,天马行空式的人物,那就是李白与苏轼。说来也巧,这两位绝代诗人,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蜀人,并且皆有“谪仙”、“诗仙”之誉。他们都是文艺上的通才,在诗、词、文、赋、书法等方面,皆有辉煌的建树。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并且,他们又各是唐诗和宋诗的代表人物。因此,比较研究这两位伟大诗人是很有意义和趣味的。     

破碎的激情--论第三代诗人创作的美学特色

第三代诗人是从朦胧诗人中分离出来的后朦胧诗人。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受朦胧诗人的深刻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成为第三代诗人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但他们的有些创作亵渎崇高,消解理想,事实上是把人生和诗歌艺术都当成游戏,诗中除了极端化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嘲弄之外,再难看到鲜活健康的人的形象。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     

“异苔知己在，画里接芳邻”——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仪克中的交游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光时期诗人仪克中相识于1831年,两人有相同的学门背景和志趣爱好,通过诗歌与书画交流,两人建立了深厚友情,为中朝两国的文人交流叙写了一段历史佳话.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忧患意识

<正> 李商隐是人们公认的唐季最重要的诗人,在短短的四十六岁的年华中,他创作了大量的丰神独秀的爱情诗篇,这些生命的结晶,构筑了诗人瑰丽的艺术宫殿,它以缥缈幽杳、沉博绝艳的面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忧患世界。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体会到诗人爱情生活的坎坷,还可以领略到“古来才命两相妨”的诗人政治上的失意和整个大唐帝国暮年的萧瑟景象。这种多层次、多结构的特点,把诗人的忧患意识推上了普遍的和历史的地位。商隐的忧患意识的发展脉络是十分明晰的,从总体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婚前期(——838)(二)婚后期(838——851)(三)悼丧期(851——858),这三个时期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展现了不同的忧患风貌,共同组成了诗人完整的忧患意识,这不但为传达这种忧患意识的艺术形式——商隐的情诗取得了应有的价值,而且也为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重要的位置。     

论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门户各立”,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六朝诗人踵其步武,继其风范,“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也以“汉魏风骨”为旗帜,心慕手追,奉为楷模。然“陈思为建安之杰”,“邺中诸子,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