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公共能量场的构建探析

近年来,微博在公共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借鉴"公共能量场"理论来分析微博在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结合微博传播特性和当代中国社会背景,提出构建微博的公共能量场。文章选取了近年来中国微博的部分公共事件,分析微博公共能量场上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提出政府应该通过后现代话语理论来构建微博的公共能量场,避免有悖话语原则的误区,通过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多方的民主参与,促进公共事件的解决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契合析论

公共能量场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核心,其主旨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公众和政府在这里平等对话,达成一致的公共政策.中国政府微博与公共能量场理论恰相契合,为公众利益的表达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以公共能量场理论为参考完善政府微博,从而使政府微博更有效地发挥公共能量场的效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实现民主行政.     

经济场中流通的媒介话语理论初探

媒介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活动存在于场域结构中,受到场域间作用。作为元场域之一的经济场对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发生深刻的影响,市场利益成为意义生产的主要驱动之一。作为一种以意义生产为核心的精神产品,媒介话语产品承担着意义建设和社会价值树立的责任与使命。媒介话语场的意义生产如何平衡市场利益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它的解决依赖于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论微博场域中政府舆论引导的主体客体化

处于转型社会座架下的政府由于多年的“惯习”,建构了主体客体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范式,但是以微博为基石的自媒体的历史性生成,特别是政府在微博场域中权力资本的缺席、行动策略的异化以及微博对人的主体性的彻底激活给政府舆论引导带来先验般的困境.主体客体化既成了这种困境的症候,同时也是这种困境生成的“问题式”.由此主体间性范式成为超越主体客体化的最优选择,它带来了舆论引导的“哥白尼革命”,成为微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引导范式.     

风险与焦虑：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冲突议题媒介叙事的困境及其消解——以“钓鱼岛事件”为例

全球化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下，新闻媒体成为国际冲突的公共解释者和利益斗争的象征性场域。“钓鱼岛事件”中媒体的报道要面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公众、历史与现实等多元化的冲突关系和由此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层面的风险和焦虑。国际冲突的报道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框架内，风险与焦虑的消解需要透过理性的公共舆论明确立场，制造和促进共识，争取国际冲突传播积极的舆论情境。     

20世纪80年代文学场的分化与通俗文学场的初兴——以田雁宁的“雪米莉小说”实践为中心

雪米莉小说的产生、流行及衰落,折射了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场域从传统文学场域边缘处的诞生与曲折发展。而雪米莉畅销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发的风波,折射了当时通俗文学的边缘处境:其出版机制是边缘的,从业者缺乏社会声誉,这一场域虽初具雏形,但政策调整或媒体的批评就能带来波动,只能通过援引官方话语、对严肃文学表达臣服来维护自身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田雁宁等作家从雪米莉的幕后走向台前,是将严肃文学声望转换为通俗文学符号资本的举动,说明此时通俗文学场域已成为不错的事业选择。     

移动传播场域的话语冲突与秩序重构

移动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边界化"改变了社会构型和传播逻辑,驱动移动网络空间的话语转向。话语祛序的媒介实践改变了话语冲突的生成机制和意识形态形塑的主要路径。新技术、新文本、新场景颠覆了移动场域的话语权结构。移动网络空间的符号抗争改变了话语冲突的隐喻机制。基于文化自觉和国家治理的多元话语主体建构命运共同体、新型主流媒体通过"四态"建设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内外合力重构话语体系是移动传播场域弥合分歧、秩序重构和价值引领的可行策略。     

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学科的“主体性焦虑”从未缺席。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以前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专业身份,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之社会服务需求与专业断续发展所产出的“制度驱动”式主体身份。2008—2019年,政府主体和专业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嵌入式”“双向赋权”的主体身份特征。2019年之后,政府主体与专业社会工作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驱动下呈现出“嵌合”式过程性认同的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发展既反映了我国应急治理制度演变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与社会力量之互动关系折射出应急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实践自觉必然与制度化体系保持紧密关系。     

法官解释的场域分析

从场域理论视角分析,法官解释是特定司法场域的产物。由于所处的场域的不同导致了法官与民众对法律解释的分歧,因此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应注意吸收民意,防止两者过分悖离。     

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与其构成要素间的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社会话语权重新分布,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个人信息源、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个人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网友利益、价值与诉求需要通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实现.作为微博意见领袖,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强化议程设置的权力、凭借知识优势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等方面各具优势.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在微博影响力形成的过程中,粉丝数、转发评论数与微博影响力呈显著性正相关;而微博数和原创率两个指标与微博影响力成一般性正相关关系.     

主流媒体在社会负面新闻引发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机制探究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负面新闻引发的个案极易导致网民愤怒、焦虑的情绪蔓延,声讨、对抗性意见滋生,从而形成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人民日报》、财新网、澎湃新闻三大媒体的微博文本,探究主流媒体应对社会负面新闻话语生产的核心思想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面临网络三重话语主体的挑战,基于社会身份和行动逻辑于博弈中回应鲜明立场,框定核心问题,击破质疑和谣言,对话官方与民众。其话语生产逻辑是以官方话语为基础的“正音”,以法治精神为主题的框定,以“立行”为宗旨的国家形象建构,以协商“共意”为框架的媒介治理。同时,在话语呈现中应把握发声时机的隐喻,警惕单一身份夸大的风险衍化议题,防止共情泛化,从制度、责任和文化内核中凸显共同体意识。     

关于政务微博的内容呈现与发布形式的探讨——基于山东省旅游局官方微博的内容分析

微博扩展了公共话语空间,使信息流动速度和广度迅速增强。政府机构也逐渐认识到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及时公开信息、了解社情民意、为民众答疑解惑,塑造良好政府形象。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设了微博。但是由于在运作上的差异,导致政务微博传播效果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在此选取了运作比较成功的山东省旅游局"好客山东"官方微博作为研究对象,对政务微博如何从内容呈现和发布形式上提升传播效能进行探讨。     

微博场域及其影响——国家与社会视野中的微博传播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形成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权力场域。在这种场域中，不同群体围绕同一事件进行博弈的过程既彰显了当代中国逐渐发育的社会力量及其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彰显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攻守转换。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

"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不仅阐述了场域和惯习的基本含义,而且分析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多重关系;布迪尔的"场域-惯习"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微博时代:舆情挑战与政府应对

最近两年来,以微博为主要传播平台的网络舆情成为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当下中国的信息和舆论传播环境日趋多元,以官方媒体和微博为代表的主要传播平台,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两个"信息场"和"舆论场",撕裂着社会的价值共识。微博从三个方面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信息多源挑战信息控制;舆论多元挑战"舆论一律";社会动员挑战社会管理。政府应转变理念,采用新的思路调控微博时代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推进信息公开,打造透明阳光政府,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赢得民众信任;参与舆论竞争,成为新舆论环境的"领唱者",用回应民众诉求来赢得舆论支持;尤其要注意防范微博的社会动员功能所引发的风险。     

网络舆论场域中的高校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控制并主导高校网络舆论场的话语权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是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核心环节,因此,高校群体性事件治理必须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论的场域特质及该场域中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及特点,并在切实尊重并保障大学生合理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重视创建风清气正的校园舆论生态,且积极发挥校园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同时,应建立专职的高校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并着力建立健全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及全面治理机制。     

乡村精英隐退何之故——有关社会学的场域、资本、惯习解释

本文围绕乡村精英和利益间的关系,以20世纪初期乡村社会场域为研究范围,以乡村精英为研究对象,运用场域、资本、惯习来说明乡村精英隐退的原因,即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改变了乡村场域的结构,弱化了场域中原有的资本,使以往乡村精英所获得的惯习在新的场域中再也无法获取利益,致使乡村精英纷纷隐退。     

住房改革与利益单位化——以我国1986年至1988年间的“住房贱卖”事件为例

文章以1986-1988年发生在我国部分房改试验区的"住房贱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媒体评论的分析和对单位制度的研究,指出"住房贱卖"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市场改革导致的利益单位化影响和单位变通方式在房改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住房贱卖"事件预示了在房改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权力在发生转移.中央政府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但相应也缓解了由于住房改革所遇到的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然而地方政府在扩大权力的同时却承担住房改革的风险.     

“微博问政”与党的执政方式创新

在当今,＂微博问政＂成为执政党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成为执政党听民声、纳民意、聚民智的有效载体。作为一种新型的执政方式和民主形式,微博问政可以促使政府改变施政理念和施政方式,促进政务公开,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我们在正视微博问政的不足的基础上,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推进微博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有助于彰显微博问政的价值,更有助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