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中字辈排行诗所反映的地方民族心态

从吴越地区民俗风气出发,家谱中的字辈排行诗和宗祠楹联是几千年来,重视门第、望族、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之一.它以字辈排行诗的形式,借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民族心理感情.研究这一地方民族的心态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和应用,其影响之深是不可忽视的.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略论闽北家族谱牒字辈排行诗的内容及功用

谱牒是一种以特殊形式记载家族的发展史,可谓是一家一族的"百科全书"。其中的字辈排行诗是几千年来宗法社会重视门第望族的特有产物。本文试从闽北现存的众多谱牒中,探讨其内容及功用,旨在汲取闽北家族教育中有益的历史传承养分,有利于发扬家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精髓,有助于闽北家族道德的重建。     

世界眼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华字辈语研究之二

世界眼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各姓氏字辈语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并在多个层次上体现这一民族精神;“世界眼光”是字辈语的空间视野,体现的是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思想情感和中华文化中“天下大同”“天下为公”之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架构与宏大视野;“情系中华”是字辈语的家国担当,使爱国爱家、勇于担当成为字辈语倡导的基本精神之一;“先国后家”是字辈语的国正理想,是字辈语的首要关切。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字辈语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工作。     

真情妙笔铸佳诗──唐代“吴中四士”诗歌浅谈

真情妙笔铸佳诗──唐代“吴中四士”诗歌浅谈吕俊吴越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盛唐初期，在这块美丽富饶的江南之地，出现了四个“文词俊秀、名扬上京”的诗人──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他们的诗歌自成一派，被誉为“吴中四士”。“吴中四士”的诗作大都佚失，...     

浅论初唐吴越山水诗派

初唐时,一群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名扬上京,所作大多为山水诗,在选材、基本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等方面都取法于小谢为代表的齐梁体。吴越山水诗以特有的境界W阔、生机蓬勃的清新诗风影响着诗坛,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显示了齐梁山水诗向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     

英诗的排行与英诗的欣赏

英诗的排行是判断一段文字是不是诗的重要依据。一首诗以一定的排行形式出现是诗人的内心思想、诗的内容、和诗的形式的有机结合。对英诗的排行和形式的分析也就自然成了英诗欣赏的通幽之径。     

情感热烈诗韵浓郁——《吴越春秋》诗性特征剖析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著的一部奇书,记述了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风云历史.从美学的视角看,该著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浓郁的抒情色彩、大量歌诗的引用、诗美语言的运用及“有韵味”情境的创造等方面.《吴越春秋》诗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是多层面的,作者孤傲愤世的性格、《诗经》多方位的影响及吴越好歌习俗,是其中重要三点.     

家国同构的情感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华字辈语研究之一

字辈语不仅仅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姓名字号,而且还与中国姓氏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字辈语不仅仅关联着传统中国人名字的排行问题,而且还直接关联着中国人深藏的文化心理、家国情怀、伦理趋向、民俗习惯、婚姻特质、地方风物,乃至民族精神。因此,无论如何,字辈语都是中国文化集成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范型,从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家国同构的情感归依、发展本位的价值导向、文化铸魂的思想引领、责任优先的担当气魄、面向未来的共同体魂,都在字辈语中有丰厚的体现。     

这些古人姓什么

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     

《辽史》补正六则

《辽史》编纂草率 ,仓促成书 ,疏漏舛误极多。本文详核资料 ,指出 :述澜应为德祖撒剌之兄而不是其弟 ;懿祖子帖剌有子罨古只、辖底、偶思三人 ,其后代在《皇族表》中排列有错 ;睿智皇后萧燕燕父思温与萧同辈 ,在《外戚表》中 ,其一族应下降一世始合史实 ;道宗惠妃为驸马都尉萧酬斡之妹 ,驸马都尉霞抹之侄女 ;道宗女越国公主与酬斡在大安二年 ( 10 86)离婚 ,非为大康八年 ( 10 82 ) ;萧常哥加兼侍中之时在乾统三年 ( 110 3 )。本文涉及历史、校勘、音韵诸方面之问题。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歧路灯》中的排行称谓

排行称谓是汉语言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即把个人在家族中的排行顺序用于人际称谓.它的直接作用就是将同辈亲属的长幼次序分出来,或者将上下行辈的关系示明.作为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排行称谓充分体现了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本文主要结合《歧路灯》相关语料,从"长幼"、"行辈"两个方面,就排行称谓的分类、特点、构成、运用等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书中"老"、"第"在排行称谓中的独特用法进行了初步考证.     

从日本出云的考古发现看中国越文化东播

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从俄汉民族文化看亲属称谓词的差异

俄汉亲属称谓词在区分宗族与非宗族、血亲与姻亲、父系与母系以及长幼辈分、面称、泛化、派生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俄汉两民族宗法发展水平不同,生育观和生育数量不同,以及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等不同。     

帝舜与我国早期文明国家的形成

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即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之前,有一个把植根于氏族民众之中的部落管理机关逐渐蜕变为与民族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的文明国家形成前夜的早期国家形态的历史阶段：自帝尧登上华夏部落联盟的最高职位以后,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逐步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帝舜即位以后,华夏部落联盟管理机关从适应掠夺性战争的军事民主制朝组织社会生活和调解部落矛盾诸事宜的职能方向转化,并使之逐步具有了早期文明国家的种种特征。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唐代诗文研究三题

《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自来皆以地名作解,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检讨文献可以发现,“渔阳”非止有地名之义,还有作为军中鼓乐曲名的另一种意义,用以指曹魏时祢衡所鼓的征鼙鼓乐———“渔阳掺”。在《长恨歌》中,“渔阳”即应主要作此理解。又,《全唐文》卷686录有《送陆鸿渐赴越序》一文,被编入皇甫卷中。通过考察,可以确认此文乃皇甫冉《送陆鸿渐赴越》一诗之序而被《全唐文》误编为皇甫之作者。此外,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首著录沈亚之《屈原外传》,为《沈下贤集》所未收,考诸文献及沈亚之生平,此文应为沈亚之的佚文。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历史性迁徙,遂使其文化传播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创建,甚至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的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壮大了汉族的队伍,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