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古老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可能还要推迟许多年。关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并不是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它们在华势力的扩张;三、洋务派虽然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但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洋员在洋务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渐产生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所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是指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未形成一定的势力资本主义还没有孕育成熟的时候萌生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根本区别     

对民国会党的历史评价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已经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会党组织有过密切的联系,如三合会、哥老会等。当时会党大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从事活动,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就其“反清”的目的来说与革命党人是一致的,所以和同盟会曾有过合作。它们在推翻封建统治过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后,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软弱性最终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使得会党组织从此与革命党分道扬镳,有的会党甚至遭到革命党与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从同”和“超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世纪性转折的重要阶段。他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轨“从同”的认识,又包含有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端的“超越”思想。剖析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既可以显现它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又能给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以有益的启迪。 一、与世界“从同”,创建“民族国家” 近代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历史进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近代国际格局,发生了洋务运动,在被动和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化历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     

近代中国实业家及其管理思想初探

一 近代中国实业家的崛起发端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它是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殖民势力“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势力向辽阔的中国大地进行渗透。侵略势力的触角所到之处,封建经济的基础被破坏,封建统治集团在面临灭亡的恐惧中逐步分化,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开始出现新的游离和组合。随着西方在华企业的增多以及新式机器的大量输入,一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开始向资本主义式的机器工业过渡,一批原来的中小商人和手工场主随之进入实业家队伍。与此同时,一批洋务派官僚经过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试图以此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姜铎文存》

《姜铎文存》于今年(1996年)7月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书评”四大部分.侧重于时代、事件、人物三大方面,计论文68篇,共60余万言.书名副标题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论丛》.中心是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这是老友姜铎半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学术成果,对该学科的建设有巨大贡献.     

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怎样看待洋务运动呢?洋务运动究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进步运动,还是逆潮流而动,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反动运动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浓照马列主义的标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那么,洋务运动是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东西呢?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其主要方面作些论析。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论戊戌思潮

戊戌变法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与洋务运动有根本性区别。前者鼓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定内容。而洋务运动却毫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其宗旨在于“练兵”,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各种创造,则闇无所知。在经济上,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他们陆续开设一批新式企业,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近代技术,实行雇佣劳动,但数量少,规模小,产品很多不纳入流通,封建国家机器直接掌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分配权,因此,它们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时,处处仰仗外国的鼻息,封建买办性极其浓厚。企业内部,等级制度取代了大生产内部的有机联系,权力和行政手段压倒了科技知识的权威,封建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和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就前80年的总体来看,当西方列强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封建的大门后,首先起来行动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运动,他们对封建统治进行武器的批判,打击了顽固派势力,改变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充当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清道夫。迫使统治阶级调整政策,从而使洋务派即地主阶级改革派登上历史舞台。洋务运动从军事上、经济上在中国传统封建堡垒上第一次从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揭开了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物质基础,并传递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接力棒。早期改良思想家协助和督促了洋务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近代化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戊戌变法及其后的清末“新政”,则是从思想和政治上掀起的启蒙运动,点燃爱国与民主的烈火,进行资产阶级参政、改革的初步尝试,敲响了近代两大主题的二重奏:即不但引进了西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明清史部分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

现在我想单就尚钺同志“中国历史纲要”第六章中所提及的几个经济问题表示一点意见: 尚钺同志这书的第六章是专论明代以及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情况的。就中国的封建时期历史来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时代的历史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的历史。在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末期”,就在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种“萌芽”并且发展起来,终於否定了固有的封建社会,产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我们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封建社会後期虽然也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这种“萌芽”发展得很缓慢,以致一直到外国资本侵入以前,中国还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外国资本侵入後才逐渐地发展起来的。为什麽中国的“资本主义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何去何从？其命运与结局如何？本文以徽州茶商为视点，通过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对徽州茶商兴衰影响的...     

应积极评价李鸿章的十年专利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请准了十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为此他长期受到人们的责难。其实，李鸿章此举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便具有封建垄断性”，“一方面扼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开通了道路”，而是恰恰相反，它不仅使中国民族资本机器棉纺织业得以产生并奠定了初步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力地阻止和抵制了外国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渗透，结束了洋纱洋布独霸中国市场的历史，实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宿愿。因此，应该积极评价李鸿章的十年专利。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正> 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然而这些成就仅限于政治、经济方面,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相形见绌。同时,长期以来,人们又往往把洋务运动中办学校、翻译西书,乃至派遣留学生等方面的活动都归之于文化方面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华势力之膨胀”。在已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对洋务教育也是贬抑的多,而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历史作用、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少。我认为这是洋务     

事实胜于雄辩——从比较中看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近,东欧政局剧烈动荡,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波及我们中国,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错了,现在也应该回过头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谈一些看法,以供参考。 一、历史是无情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志士仁人曾努力向西方学习,试图通过革命或维新的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最早的是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接着就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再就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或维新都遭到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绞杀,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无情的历史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那么,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我们中国是不是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也不是。他们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让它任意地宰割、剥削和奴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19世纪的最后30年,世界历史正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洋务派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带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却未能取得成功,终于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如果与同时期的日本和掌握藩政的改革派中下级武士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在同样历史机遇面前,由于对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同、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不同,对不平等条约的对策不同,因而历史结局也迥异。 今天在肯定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角度,着重探讨洋务派错失中国近代化机遇的教训,对于洋务运动史的深入研究当是有益的。     

毛泽东同志论中国近代史(下)(学习札记)

三、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既然近代中国是国际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既然它的经济成分、社会结构特别复杂,那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众多的社会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内部的矛盾,包括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冲突,使中国近代史包容着比中国古代史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更加纷繁多样的内容,势必增加我们掌握它的困难。不过,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     

漫谈“知识就是力量”

中世纪可怕的黑暗,延伸到十六世纪仍然是可怕的黑暗。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仍然大山一般地压住人们的头顶,宗教神学和它的侍婢经院哲学,仍然梦魔似地缠绕着人们的心灵。僵死的、荒诞的东西,被当做真理,受到崇拜和礼赞;而真理、科学,则被视为“邪说”,被视为“魔鬼的艺术”,严加禁止。一些宗教狂热者受到优待,奉若神明;而真正的学者,则横遭迫害,摧残,镇压。例如:     

论近代景颇族社会的半部落半封建性质

本文认为,近代景颇族社会是从部落或部落联盟社会向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社会过渡的,因它既脱胎于部落社会,又受封建社会的强烈影响,故一方面保留着原始部落社会的许多痕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封建领主、地主制的不少特征,许多尚未消亡的而且是比较浓厚的部落因素与发展着的封建社会诸因素同时并存。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作些比较,中国有些城市资本主义发展快,帝国主义势力强,而有些地区则封建势力强,还有一些处于部落、奴隶、农奴等历史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是封建的和殖民地的结合体,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参照这个结论去观察认识景颇族近代社会性质,认为用“半部落半封建”来反映更恰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