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试论古希腊哲学的“一”与“多”思想

<正> “一”与“多”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家在探究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阐明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集中体现了古代哲学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因而它是理解古希腊哲学的钥匙。我们从各个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存在着两条既对立又联系的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发展曲线。其中每个哲学家都是某一曲线上的一个环节,几个著名的哲学家或学派就连成了哲学史上的一个个大小圆圈,整个古希腊哲学史就是由这些思想圆圈所组成的。本文试图以“一”与“多”的思想为核心,用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圆圈去勾画古希腊哲学史的螺旋曲线。     

巴门尼德哲学性质质疑

哲学史界对巴门尼德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早有争议。我们对巴门尼德哲学的核心“存在物”及其它理论较为详细分析之后，认为巴门尼德是一个有突出贡献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西方哲学史中“观念”范畴的演变

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发现:同一个哲学名词,在不同的哲学家手中,其用法和涵义常常不尽棺同,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些差异,却又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规律的。研究这些哲学名词概念在哲学史上的发展演变,揭示这种演变的联系和规律,是把哲学史研究引向一个更深层次的任务。我们只有准确地弄清哲学家们所使用的名词概念的涵义,才能把握不同哲学观点之间的真正分歧,也才能正确地评判历史上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解决的功绩和局限性,从而在一个侧面揭示哲学发展的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之作为哲学的特有品格显示出来。此外,中西哲学比较已经成为目前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限于哲     

冯友兰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如何确定和评价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考察哲学史时都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受制于哲学家的哲学观。对此,冯友兰也未能例外。他用自己的哲学观去观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对哲学的对象与范围,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看法。     

论孙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著名哲学家的哲学史著作中和诸多高校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孙子书中无名;在少数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虽然写入了孙子的名字,但没有确认孙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大哲人地位。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孙子只是个大军事家,其哲学理论是不系统的。其实孙子应与先秦的伟大哲学家孔子、老子等居有同等的大哲人地位,主要依据有:一是在《孙子兵法》中蕴含有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二是在这个哲学思想体系中,充分体现了以"势"为核的哲理特点;三是以孙子的哲学体系、哲理特点为根据可以编辑哲学版本《孙子兵法》,从而开创孙子势哲学学科;四是孙子势哲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亚于其同时代的大哲人。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论冯友兰哲学回忆录《三松堂自序》的思想和语言

<三松堂自序>是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它是一本充满大智慧的书,是一本纵论中国大学教育的书,是一个大哲学家用哲学的眼光看待宇宙与人生并得出明确结论的书.而与其思想高度相辅相成的是,<三松堂自序>的语言也达到了现代汉语的最高境界,因而它又是一本语言艺术家透彻认识语言的内在特质和纯熟运用现代汉语的书.<三松堂自序>以其思想和语言的巨大魅力,在读书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哲学:人的觉解——从哲学与人的关系中对哲学本身的反思

“我是谁”,在哲学史上这一简短而又深刻的发问不知由此而产生了多少的哲学家,也不知由此而困惑了多少的哲学家。人们也许会轻易地回答:我不就是人吗?可人是谁?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一发问真正触及到哲学的灵魂,“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罗伊斯语)。打开人类哲学史,不论中国圣人孔子的“知人”,还是印度佛祖释迦牟尼的“佛”之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要科学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形而上学

要科学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形而上学肖颖秋，鲁枫，肖庆恕翻开哲学史，围绕着＂形而上学＂这一命题而撰写论著的哲学家多得惊人，不可胜数。尽管他们立场不同，所持形而上学观各异，对形而上学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有这么多哲学家对同一命题如此关注和深感兴趣，在哲学史上实...     

哲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其哲学的解读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家之哲学的解读与其私人生活的考察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关联，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却又不易回答的问题。而且，正像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理解是不可能的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解答。不过，借助两种哲学类型的区分以及哲学史研究过程的三阶段划分，我们能够相对具体而又深入地来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说不尽的康德哲学——兼论哲学史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2 0 0 4年 ,康德逝世 2 0 0周年 ,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研究为什么经久不衰 ?一种历史性的哲学思想对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具有现实的意义 ?哲学史上的哲学思想究竟哪些过时了哪些没有过时 ?本文借纪念康德而讨论与哲学史方法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试图从解释学的角度说明 ,一位哲学家的历史地位体现在他面对哲学问题而提出的解答方式上 ,康德哲学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与他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而且他对问题的回答时至今日仍然是一条可能的哲学道路。     

问题与对话: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精神却不得不永远追问的难题 ,由于这些难题并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 ,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 ,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不同理论通常就是这些不同解答方式的典型代表 ,因此哲学不同于科学 ,它不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 ,而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无穷探索 ,哲学家们的思想作为一条条探索之路 ,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更具有相互独立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乃至哲学问题的性质的分析 ,将哲学家们的思想活动看作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争论 ,我们称之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 ,从而对于“哲学是哲学史”给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 ,意在引入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张岱年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岱年先生以国学大师、卓越的中国哲学史家著称于世,但他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是哪一门派的哲学家,则鲜为人知,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较少。我历来非常尊重张先生的道德与文章,特别是对于他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信     

康德知识论中的公设(Postulat)

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尽管反对这一哲学的一个个体系纷至沓来,但没有一个体系完全解决了他的问题。直至今天。康德仍被人论说着,某些哲学家还在用康德的视角、康德的概念,研究康德的问题。即使反对康德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可忽视,乃是因为他已成为一活的源泉,由这一源泉可引发出无数联想;他之所以     

科学哲学思潮

一、科学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把科学哲学看作一个学科还是看作哲学思潮或哲学运动,那是不同的。从历史上看“科学哲学”包括这两种情况。说它是学科时,如象法哲学、政治哲学、自然哲学,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哲学研究领域,并没有限定什么观点。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各派哲学家,各派观点都可以来研究。科学哲学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如同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自然哲学等学科,各派哲学家皆可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哲学,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其他学派的观点。     

研究哲学史要有“史”的眼光——兼评“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线”

怎样才能使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这历来是摆在我们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长期以来,由于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影响,丰富的哲学史被写作和讲述成干巴巴的两条筋。狄德罗说过:哲学家的理智是常常为有害的东西所弄明白的(参见《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第二版,第64页)。现在,正是对其弊端的认识促使人们努力拓出新路,但找到一条光明大     

评《英国百科全书》新版的哲学部分

艾略脱说过,“在每一时刻中模式总是新的”:因为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文化史给我们形成了一个模式,我们每向前推进一步就意味着对已有成绩的重新估价。职业哲学家现在已不大说这类话了;他们留给诗人们去说。这类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应用的话,那倒可以应用在哲学史上。一个新哲学体系或哲学上一个真正新的见解出现,意味着不同的范畴和新方向的采取,哲学史的改写,以及全部哲学问题的改观。我们发见,图景更换了,问题重新组合了,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