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互嵌：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新拓展

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制度学派开展研究无法逾越的核心议题。文章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审视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对老制度主义的承继与超越,并由此认为：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阐释更加精致与完善,不仅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增加了现实的解释力,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完善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针对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之下这一背景,文章在现实中考察了制度和行动者的关系,以求为转型时期我国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参考。     

制度多样性与制度分析的层次性

本文讨论了制度的多样性 ,制度分析的层次性 ,新制度主义所包含命题 ,认为制度分析是以制度为分析变量 ,解决制度与行为、制度与组织、制度的稳定性与变迁三个基本问题。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国家理论的争论与发展

谈到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时 ,理论界往往会一概而论。但新制度主义内部的分化还是相当明显的。历史制度更强调归纳性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却无法明确说明国家起源问题。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显然更功利。社会学制度主义则把文化的影响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制度逻辑

通过实地调查西北地区某个案资源型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从城市政府与企业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走向善治的制度逻辑,即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实质是不同的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政府、企业与市民)围绕城市的治理行动更多地建立在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的合作规则是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制度逻辑,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有利于城市治理的资源动员,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体现了城市治理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依赖。     

制度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分化与融合

作为社会学学科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制度历来为社会学家所重视,并业已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现存制度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两种明显的分化:一为偏重制度研究的客观面相,即强调它在对个人行为的强制、约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二为倾向制度研究的主观面相,认为制度是社会建构的、惯例的再生产程序和规则系统,强调认知过程在制度研究中的作用.这种分化严重割裂了对制度认识的统一性,使制度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为了消解这种分化状态,本文受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当代许多社会学家对制度研究的启发,尝试用"制度二重性"来取代制度的主客二元对立,将制度的主观和客观面相有机结合而展开研究,以求科学地认识制度.     

理解制度：对政治学中制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兼论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差异

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却抛弃了制度,把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合理扬弃之后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在秉承政治科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多样化的学术资源,在方法更新和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与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持续对话,提出了整合结构主义和历史取向的理论主张与解释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对经验研究中长时段、结构性、跨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出阐释,构建了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等多种理论模型,持续关注制度的起源与特点、制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动力机制等理论与现实议题。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演进历程与内在机理进行多线索的学理检视,不仅能够充分把握该流派的基本范畴、理论前沿与主要贡献,还可以在客观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全面展望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述评--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学新途径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为代表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能够创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培养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与话语的转向,逐渐从"内生"的角度审视制度变迁问题。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进展,话语制度主义不仅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而且重视制度语境下话语的交互过程,通过解释行动者的真实偏好、策略及规范取向,在深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极富潜力。同其他三个流派相比,话语制度主义没有把制度界定为过于静态且遵循外部规则的激励结构、路径依赖或文化框架,而是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结构与构造物。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可以创设并维系制度,"前景性话语能力"则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这些制度并由此变革或维系制度。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基础设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现阶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要求,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障碍.本文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演进过程和路径依赖,提出今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将呈现出"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阶梯性制度变迁路径.     

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设计理论与原则

本文通过把新制度主义所指的制度的非正式方面,看成正式制度的外部环境之一,而把新、旧制度主义统一起来。同时从这一视角探究制度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并且认为,制度的设计其实就是社会话语的重新设计,新设计的制度的巩固,其实就是新的社会核心价值确立霸权地位的巩固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制度设计时,应该坚持新设计的正式制度与社会核心价值和话语之间的适宜逻辑,而这又要求,精英要么主动适应社会核心价值,要么重新建构核心价值,并使其获得统治地位。此外,还提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制度设计时所应坚持的绩效性、道德性和持久性/适应性的三个原则。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 ,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 ,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 ,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 ,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 ,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 ;当然 ,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 ,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 ,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事后描述”以及“观念”解释的模糊性上     

制度分析:对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解读

从近代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学领域到社会学领域,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分析一直体现出很强的学术解释能力,同时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适用范围。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背景为起点,探讨了制度分析在不同学科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视角差异,并重点阐述了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的发展,旨在从根本上理解制度分析如何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制度分析的回归与演进述评新制度主义的兴起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行为主义的过程中兴起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推动下不断向前演进。本文在介绍新制度主义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演进过程中“分化”形成的三个流派以及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价值所在及前景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探索。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制度依据,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不仅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也是依规治党得以长效化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实现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现了制度与行为、环境的有机结合,对于分析制度效能问题具有视角优势。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制度相关人-环境”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可知,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实现受阻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能动性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表现为：党内法规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主体的思想认知落后与法治能力不强、党内法规与环境的契合度不高。因此,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应从党内法规的内部因素、制度相关人的能动性因素以及制度环境的外部因素方面着手,全面推进依规治党。     

当代西方制度演化理论的研究视阈

制度演化是制度生成的重要方式.梳理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演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制度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资源,可以发现制度生成的演化观基于演进理性、有限知识和自发秩序的逻辑前提,并以演化博弈和社会演进作为发生方式.     

组织分析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组织分析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关键分析路径与重要研究派别,从文化及认知角度阐释制度的结构性影响,凭借独具特色的合法化制度逻辑,充分解释社会秩序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组织分析制度主义从社会学制度分析传统与卡耐基学派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资源,诞生于组织理论分析范式转换与研究议题拓展的理论背景之下,在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象学社会学的推动下,围绕组织同构问题形成文化及认知研究取向的学派身份认同。组织分析制度主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分析层次保持连贯的理论逻辑,促进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制度主义、认知过程研究等方法更新,持续探索合法性的来源与类型、组织形态变化与制度环境的内在关系、制度变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方式等议题。客观评价组织分析制度主义的学术地位、理论观点与研究特色,需在归纳组织分析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和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展望其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