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契合与冲突

先秦儒家文化对国人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先秦儒家提出的民本、公平、慎刑、预防犯罪等思想,与现代法治精神高度相契合;而其强调的无讼、德主刑辅、等级、义务本位等思想,则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所背离和冲突.在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既要积极汲取先秦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契合的精华理念,又需克服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的过时内容.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与儒家文化的回应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以往时代知识相比,具有两个不同特点一是它更注重知识的实践性,即更注重科学理论的技术化过程;二是它必须与智慧相结合.由此而言,知识经济似乎可以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相衔接.但是,儒家重道德轻知识的理论传统,又与知识经济的要求不相和谐.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儒家文化是一次严峻挑战.与西方文化必须经过"转识成智"的过程,开出智慧以平衡科技一样,儒家文化也必须经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科学精神以回应知识经济的挑战.     

回族与科举制

回族对汉文化的学习基本上是在科举制下进行的。儒家文化基于其特有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通过科举在回族中普及汉语,促成回族内部由思想的儒化以至习俗的汉化,将儒家文化深植于回族的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回族人民积极追求"儒与回相表里,因一以贯之"的思想境界,力求使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理论上相互适应,从而确立儒家文化在回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独具的特色。     

天下之治--从赛珍珠自传《我的中国世界》看中西方社会治理观

赛珍珠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崇尚和维护传统儒家文化.在她的自传<我的中国世界>中,就能看出她对儒家宗法伦理观和礼制下所产生的以德化人的"人治"学说的推崇以及对西方社会法治模式的态度.     

重估传统儒家文化与重建历史真实--解读新历史小说《白鹿原》

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历史"等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所指"进行分析,阐明<白鹿原>所力图展现的"传统儒家文化"只是作者在当代具体语境中对"传统儒家文化"与"历史"的重新建构或叙述.而这一建构或叙述因符合当时人们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期待而获得认同.但在此类新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与以往用政治权力观念图解历史相对立的叙事模式,在反思"五四"以来对传统儒家文化简单否认的同时,也容易使人们放弃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多方位思考.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冲突与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家族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嬗变历程,先是竭力以儒家文化抵御基督教文化,接着是用儒家文化附会基督教文化,再是以基督教文化批判儒家文化.在这种嬗变的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儒家文化规范下的家族观念不断地受到冲击、产生变化.在这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传教士们思想的启迪,从而不断挣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     

“三个代表”思想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于内在超越性、主体自觉的教化方式、"时中克谐"的教化担当意识及政教合一的教化目的。就本真精神与旨归而言,"三个代表"思想与儒家文化是内在一致、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广义上的儒家文化在回应、融铸西方文化这一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向中华民族精神溯源性回归的一次探索性偿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实质性突破,体现为二者在实事求是的现实性实践品格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担当意识方面的关联,二者在开启主体自觉方面的关联及二者在政化与教化方面的关联。"三个代表"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思想文化价值引发"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重铸的实践性思考,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大众精神虚空问题的存在要求凸显"三个代表"文化思想中"文化代表"的内涵,践履学、教合一实践观,以合而不同的独立开放心灵达成对西化的成功融摄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突破,实现中华民族精神重铸。     

儒家文化与和谐文化构建

儒家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和谐内涵,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仁"、"礼"、"中庸"、"和"等基本理论主张,更是十分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和谐理念和思想,是十分宝贵的和谐思想文化资料。其中"仁"所体现的和谐思想理念,"礼"与和谐社会秩序,"中庸"与和谐思维方式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和谐文化的内涵,我们应吸收其精华,并将其融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之中。     

一种新解读：论法家学说的政治视角与法治视角

法家学说是一种古典形态的政治思想体系,法治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法治分属不同场域,并非以任何一端覆盖另外一端的关系。法治不及以及法治脆弱之处,便是政治活跃的地方;法治主常,政治主变。法家学说明确区分了以"君"的"术""势"为核心的政治与以"法"为核心的法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法家并不寻求以法治完全约束君权,但始终强调君权不得干预法治之公正落实。政治之隐蔽与诡诈,同时伴随着法治之公正与光明,构成人类政治的黑白两面,缺一不可。这不是某种伦理立场或道德倾向所能改变的,这是人类政治的宿命。法家企图通过新君主来缔造法治理想国的理论设想,无法实现。他们的悲剧命运带有历史必然性。     

智谋与法律——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反法治因素的分析

在中国,有着异常发达的智谋文化传统.起源于战争的智谋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对法律文化传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国人所崇尚的智谋文化传统,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扭曲与损害,在本质上与法治的精神相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反法治因素.     

现代法治与古典法治——兼论中国法治的历史根基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准确把握"法治"概念。通过辨析古今"法治"的涵义,分析国家运行的基本模式,认为法治是现代(工业化)公民社会的运行模式或治国方略,是指现代国家依照体现公民权利的法律运行。宜将古代的罗马"法治"、大秦的君主"法治"称为古典法治,以与现代法治相区分。我国延续未断的古典法治文明,是法治中国的历史根基。     

儒家文化对近代中国商会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近代中国商会也不免受其深刻影响。主要从儒家文化中"义利观"入手,兼论其中的"兼济天下"思想,来探索商会带有的儒家文化的痕迹。     

俭以养德：儒家文化与高管在职消费

儒家思想经久不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中仍影响颇深。以明清进士数量的地域分布测度儒家文化的历史积淀,考察"俭"的价值观念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区,高管的在职消费越少,在使用企业到古代印刷局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还发现,高管自身的节俭意识和市场较高的道德约束是两条潜在的影响渠道。此外,儒家文化的影响在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和分析师跟踪较少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文化传承视角的分析则证实,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削弱了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转型法治:“排除合理怀疑”的法义、语境与功能

法治的转型存在制度逻辑。刑事法治转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据点,又同时构成了法治转型的当下样本。通过对刑事证据制度中"排除合理怀疑"术语正式入法与证明标准变革的法义、语境与功能考察,可以明显地解读出该种制度逻辑与转型话语的展开。实践迂回以实现规范与理论承诺、国家主义立场对于理论范式的挑战与整合、规范尴尬下的"渐进—实用主义"杂糅基本构成法治转型特征。由此,刑事法治的转型需要注入更多的正当性守法理由与法治理想主义。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有关人权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人权与法治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契合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的法治化运作的契合,而是存在着各自内在矛盾或悖论。当现代法治在传统"秩序之治"基础上凸显"人权之治"时,这种内在矛盾就伴随着强烈的人权诉求,越来越聚焦于法治的具体实践环节上,从而转为人权与法治之间的现实冲突。人权与法治的冲突十分需要把控其中权力这个强有力的中介,通过引入人权治理机制以实践的力量来处置、协调和化解。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确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策略是我国治国进入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廓清规范行为的最低防线,提出规范行为的最高要求,是文明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法治需要以德治作基础;德治需要以法治作保障.法治与德治之间随着不同形态的变化,存在着辩证统一、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纬分明但又密切联系着的关系.准确认识、区分和正确掌握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文明治国的客观需要,实践中有利于顺利、健康地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使这一科学的治国策略得到正确施治.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不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儒学也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汉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不同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中,有所谓"蕃学"和"汉学"之分,实行蕃、汉双语文教学,重视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文的学习。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不仅源远流长,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兼通双语文的人才,而且始终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