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政体的理论与实践

政体问题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政体一般决定于国体,政体的阶级实质由国体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性质决定.国体体现了一个历史阶段内相对稳定的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它的改变一般要通过革命或长期的经济政治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来实现,而政体则可以随着形势的变易或国家主要政治力量策略的变易而有一定的改变.因为政体是组织人民参政的重要制度,因而它也是一个国家民主水准的主要标志.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有关政体的理论及其实践作简明的介绍与分析,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有一个观察的基点.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社会抗争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政府外部成本的视角

外部成本的存在是政府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以强制为基础的政府,只要在其宪政规制中无法将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确定为现实中的政治决策原则,就一定使得部分公民出于自身偏好而产生的意愿与政府决策的结果相悖,由此承担政府外部成本。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在国家自主性特征的表达过程中,从宏观、整体视角出发的行动选择及其结果往往会在微观层面造成对少部分个体的利益损害,表现为政府外部成本,并由此引发各种形态的社会抗争,而社会抗争又使得政府外部成本发生了变更。最后,国家建设中的民主化进程推动着合法层面的社会抗争,并将原先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散化对抗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由此又进一步加固了政府外部成本的存在。因此,仅仅作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维度的民主建设也无法完全消解社会抗争。     

从《论法的精神》追寻孟德斯鸠“最优的政体”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一划分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他强调政体的核心在于政体的原则。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感情,包括风俗、人情、民族性、地理环境等等。每一种政体都有其赖以依存的原则,当这种政体原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政体就发生了腐化,造成了政体之间的循环。前三种宽和政体之间的转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防止政体向专制政体转化,就需要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他认为"最优的政体"是一个最适宜于一个民族特征的政体,是一个包含社会各阶层的中庸政体,是一个在法律的统治之下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政体。     

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性考察——兼论马克思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无论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位于物质交往领域,还是葛兰西将其界定为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存的上层建筑,都源于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并且由于这两个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汇合使得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不仅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且也表现为葛兰西主张的法涉及市民社会这一上层建筑领域。     

国家与产权:一个悖论?

国家与产权的关系决定着一国的长期经济绩效。国家介入产权内生于产权排他性对强制性力量的需求,起初,维护产权排他性的力量是通过各种社会机制提供的,但产权的演进最终将这种力量安排由国家来提供。但是,国家成为强制力量的合法垄断者以后,它可能维护产权,推进经济发展;也可能侵害产权,引起经济衰退。因此,对国家进行有效约束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但产权对国家的有效约束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

本文从以政府相关表述的回溯着手,考察了"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提出与被公认,并对这一称谓进行概念化界定。认为: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政治表达行动,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尽管其类型多元化,但其基本性质属于传统的地方性抗争;虽有含暴力和低暴力的非法抗争手段,但一般是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属于工具主义的抗争,并未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     

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

国企改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因为利益和地位的贬损,工人集体抗争行动有了大量的增加。本文通过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历时性考察,说明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改革政策的刚性,构成了今天下岗/失业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展开可能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规则体系,这种抗争行动是一种以生存伦理至上和分配公正优先为思想依据的,即我们概括为生存型理性行动的抗争逻辑,它以对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和公有制观念的策略调用为手段。对个案的进一步说明还显示了反思和重构国家-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以准确反映国家内部已经发生的分化甚至断裂,进而寻求系统社会整合条件下劳工权益以及弱势群体成员权益的有效保障。     

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

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形成不可能仅由中原王朝单方面因素所决定,它也是西藏文明自身发展的结果。 13世纪,西藏形成了一种强烈依靠外部力量支撑的政体模式。这种政体模式的产生源于西藏宗教性社会造成的世俗政治机构和世俗武装力量的弱化。因此,西藏加入中原政治体系乃是其政治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当时西藏周边的政治实体中,惟有东部的中原王朝具有与西藏文明进行大规模交汇的可能。故此,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是必然的。     

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阶段及现阶段的矛盾

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难度很大的问题。要想尽可能地划分得合理、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原理、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能原理、关于国家消亡的原理为依据,以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是政体和国体逐步相适应的过程;是国家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迫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①的过程;也是国家走向消亡亦即民主走向消亡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漫长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民主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

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检视和反思,可能再一次触及传统的西式理论困局。同时,也可看到这类理论困局的现实折射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这表明,我们所持理念、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会预定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实践取向。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国家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当是"合作的三维"。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过程,而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的探讨

<正> 国家制度主要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国体指的是国家的阶级内容,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的是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即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什么形式来组织政权机关以实行统治。国家政权的内容和形式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内容决定形式,但是形式对内容又有重大的能动作用,所以研究政体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应该是什么样呢?这是涉及到如何坚持、巩固和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专政要完成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什么样的政体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呢?这是值得我们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认真探讨的。     

政体的模式与选择——以近代中国政体变迁为例

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之间关系,即权力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认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体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可能的;政体的选择是政治制度创新中的一种,政体选择的动力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大致相同,取决于政体选择者与政体需求者各自对选择的收益和成本的估价;最理想的政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将政体所应具有的"素质"视为政体模式的评价指标,以此衡量政体的良善与否。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     

民主与威权的政党起源：一个替代性理论框架

现有文献主要从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经济结构与镇压成本等理论路径来解释民主与威权（或专制）的起源。从后发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政党或政党体系的特征对于理解不同政体的形成至关重要，政党竞争形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政体类型的形成。基于上述理论和历史背景，本文试图建构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对民主与威权(或专制)的起源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从政党之间的博弈过程来解释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政体类型）的不同历史起源。该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政党之间在纲领上的分歧层次以及组织能力上的力量对比，决定了政治斗争的基本规则和形态，并最终导致了不同的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政体类型）。     

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

中西方国体与政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且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与民主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民主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使司法能够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实践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共谋——以地震灾区贫困村民住房重建为例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灾后重建已成为一种从国家层面影响人们福祉的社会行动,政府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主导着这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全国性救援与重建项目。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共谋塑造着实践经济。具体而言,制度安排与关系承载的作用支配着重建户进行住房重建。或者说,市场结构规制了行动主体经济行为,而社会中个体的主体性反过来再次型塑了市场结构,生成了实践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