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记忆的历史性哲学考察--从柏拉图到本雅明

在柏拉图主义传统中,"记忆"是个指向过去的词,并且被限定在意识层面和同一重复的死胡同里;先验主体之宏大叙事的确立,取消了记忆的历史性作用.思想之具有历史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传统哲学.后尼采式的"反讽"突破了过去--记忆、现在--思想、将来--预知的藩篱,它唤起的是一种没有起源、没有历史演变关系的记忆.本雅明将历史唯物主义修正为对所有可靠记忆加以质疑的反记忆,为其一种创世主义的革命张目,并与一种非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构成对话.     

建构革命集体记忆——对小说《红岩》的泛文本研究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的生产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生产者们在建构革命集体记忆,其动机在于意识形态教化,因此,权力深度介入其中。该小说机巧地利用＂历史文学化＂和＂文学历史化＂,将虚构和客观有效混溶,成功地建构了革命集体记忆。     

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认同培育析论

培育大学生革命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意义重大.然而,在新时代语境中,大学生革命文化认同培育仍然面临着由资本逻辑引发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由社会思潮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蔓延以及由情感隔膜引发的革命历史记忆淡化等现实挑战.为此,必须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应对意识形态渗透,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消融意识形态意象,引导大学生重拾革命历史记忆以复归意识形态功能,从而保障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主旋律电影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

集体记忆对于建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的各种经典电影文本所提供的中国革命历史镜像,是几代人头脑中有关中国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既有的集体记忆出现了分化或断裂,进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离散化状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功能重要载体的主旋律电影,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不仅需要重新整合集体记忆,同时也要顾及到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因此,根据当下需要进行集体记忆再塑是必要的。本文探讨了主旋律电影再塑集体记忆的几种方式,以及再塑可能带来的困惑。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颓废的纪念与青春的薄奠——论多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白洋淀诗群"中的多多于1969年至1975年期间,创作了一些颇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歌。他的诗歌既有沉思特定政治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洞察力,亦有超越甚至异质于中国本土日常经验和审美习惯的艺术个性;他以一种"政治解剖学"的手法为"文革"历史书写了一段颓废的纪念,同时也以革命创伤记忆的见证为一代人祭献了一份青春的"薄奠"。     

人·革命·历史——关于《王蒙自传》的访谈

王蒙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见证者、反思者,其人生的诸多"拐点",反映了共和国历史的曲折.<王蒙自传>不仅仅是王蒙的"个人记忆",也是共和国的"精神自传".人并非都是历史事件的受害者、牺牲者,也是责任者.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妖"式的简单化思维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有关.     

《全唐诗》中的南朝记忆

"记忆"是立足当下而对过在的反思与重构。个时代对历史记忆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唤起成为"在之中"的个体诠释"历史"、传承"记忆"、确立自我认同与应对当下危机的重要途径。《全唐诗》中南朝记忆的书写,包含唐人对南朝人物从文采炳焕到风流韵致的述说、对亲历或是想象中"亲在"之南朝地理坐标的追忆与对南朝历史事件道德主义式的评判或基于"历史循环论"而对"在历史中"之个体命运、感受的把捉,对南朝记忆记的书写记录着诗人在危机之下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并从传统中寻求资源以应对当下的期许与努力。     

双重书写:解构主义与新历史叙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先锋小说的叙事迁徙进入新历史话语场域,叙述"历史"崇高客体祛魅之后的个体感觉体验的个人史迷踪,偶然、反讽的个体微观表述遭遇甚至消解革命、历史、战争等宏大进程的命定劫运.考察格非的民国叙事的新历史小说,多面的历史敞开感觉、记忆与相互辐射交应的话语通道,书写的探险拓展了纸上王国的边界.     

晚清革命思潮发生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革命思潮是革命思想的发展,而革命思想则源于革命意识。晚清革命意识的形成,固然为国人受不良现实剌激的结果,也与仇满、反满的历史记忆和西方革命学说传播不无联系。不断汇聚的革命意识经过"编码",逐渐形成较为理性和系统的革命思想。而职业革命者对革命的论证与宣传,则使革命思想的张力增强,传播强度提高,革命的观念场与意识流逐渐成型,且不断发展,革命思潮于焉形成。     

“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

"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纪念"双十节"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民国初年,"双十节"的内在意涵并不十分确定,具有解释权力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此节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以"共和"相诠解的北京政府随着掌权者的日益孤立,"双十"话语趋于衰微;以"革命"相定义的国民党随着继续革命的声势,逐渐将"双十节"的内涵直接与党的系谱相联系.二者节日叙事的背后,隐伏的都是强烈的政治暗示.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界为应对国难,从传统历史资源中发掘出民族英雄记忆进行社会动员。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被从历史记忆中挑选出来鼓舞社会民众,相关事迹不断地被叙述和重复。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建构出爱国、不屈不挠、成仁取义的"文天祥"记忆。"文天祥"记忆成为各种文化创作的对象与主题,通过传记的编撰、戏剧的书写、诗文的选辑、电影的拍摄等得以唤醒和诠释,从而达到抗战动员的目的。历史教育中也积极利用"文天祥"记忆,教科书与教学读物广泛运用和宣传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或选编文天祥英雄事迹供学习,或选录文天祥诗文供阅读,师生们从中获得爱国情感。"文天祥"记忆成为政治宣传、文化创作、历史教育的重要素材,以为抗日战争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服务。     

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与纪念

在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纪念辛亥革命的"双十节"仪式与"辛亥"记忆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民间社会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代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纪念、诠释以及相关方面的思想与活动,与政府、政党、政派相比较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社会各界虽然也从政治上对革命的意义与作用加以阐释,但更多的是紧密结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表达其各方面的感受与认知。     

以历史记忆固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探析 ——以淮海战役为例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认定的"历史",是共同体成员对往事的共享。历史记忆是生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与自然认同、强化认同、理解认同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历史记忆生成国家认同提供了内在逻辑。淮海战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以淮海战役历史记忆固基大学生国家认同遵循以下实践路径：强化思政课承载历史记忆的价值功能、通过仪式操演深化历史记忆的情感体验、发挥媒体优势营造历史记忆的社会氛围。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红色文化、国家记忆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宏观思考——一个政治哲学的维度

本文从政治哲学的维度考察红色文化、国家记忆与现代国家建构三者的关系,认为塑造具有共识的历史记忆并固化为国家记忆是国家建构的重要环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制度、作风、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记忆的基本内容并起引领作用。我们必须保证红色文化的历史真实、维系红色文化的神圣仪式、注重红色文化的情感结构,最终通过大众实践的普遍参与,使红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构筑21世纪现代文明的主体性意识的基石。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