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潜流里的歌声——论白洋淀诗群

从细部考察白洋淀诗群变化中的文学实践,并在语境的追述中呈现白洋淀诗群与朦胧诗之间的血亲关系,进而充分说明白洋淀诗群在现代主义诗潮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发掘其在文学史和诗学层面不容忽视的意义。     

赤裸的自然之子:芒克其人其诗

20世纪70、80年代,是我国新诗潮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文革"地下诗歌团体流变的重要时期."白洋淀诗群"与"朦胧诗派"相继而起,诗人芒克作为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明证了中国地下诗歌由地下逐渐向公开转变的过程.芒克个人的诗歌创作和生活际遇,对"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这两个诗歌团体的承续和发展,起着中枢桥梁的关键作用,乃至于关照整个地下诗歌和朦胧诗群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提前抵达的诗神——白洋淀诗群对既往诗歌话语的超越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写作"尤其是"地下诗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文革语境下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是 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这都重新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审美视阈.     

晓雪诗歌中白族神话传说的意义

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晓雪诗歌对白族神话传说的取材都是创造性的,本质上可以视为诗人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诗的自觉与民族的自觉,是对白族历史文化在文学中的追溯.晓雪将白族神话传说入诗,是对古老原始思维方式的怀旧与追忆,具有文化寻根的意义,不仅与白族的自然风物、婚姻爱情、宗教信仰等与古老精神传统联系,是诗人童年耳濡目染民间文化的经验和美好回忆,又是白族得以发出自身声音的媒介,也表明了白族文化在当今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有力绵延.     

论勃洛克与戴望舒诗学思想的异质性

勃洛克和戴望舒是俄中两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两位诗人虽然在诗学思想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潮的启发,但是在各自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及诗人本身的差异中走出了不同的"象征"之路。通过对两位诗人在诗学传统、诗学立场、诗学观念三方面的平行比较,析出其诗学理论的同源异质性。     

诗是存在之舌——于坚的城市诗创作

从诗意的都市日常生活书写到对都市人"存在"的沉思,于坚敏锐地捕捉并用独特的话语方式呈现着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中城市的物质膨胀与城市人的精神阵痛。于坚的城市诗是中国当代城市历史变迁的诗性记录。从20世纪80年代诗意的都市日常生活的书写到90年代对世俗化的都市人"存在"的沉思,于坚在诗人和诗歌生存日益艰难的语境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着诗歌的"原始承诺",坚信"诗是存在之舌",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思索着当下城市平民的生存状况,挖掘着城市的精神内核,努力实现着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诗到"心理"意义上的城市诗的转变。     

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

"唐宋诗之争"贯穿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大部分诗人和流派都涉及"唐宋诗之争".综观20世纪以来的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内容上有从"唐宋诗之争"出发对诗学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有关于唐诗、宋诗研究的,有从清代诗坛风气、诗学演变立论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的历史及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考察其研究方法,提出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以期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的境遇——以三位不同“时代”的女诗人为例

以唐兴玲、郑小琼、衣米一等人的写作境遇与实际文本来看,在博客文字兴盛的当下语境之中,女性诗歌虽然风格迥异,但还是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写作对于内心的呈现———对于时代压力的挣脱。这种"时代压力"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威慑力强大的意识形态因素,也不是1980年代后期以来兴盛一时的"女性主义"潮流("黑夜"意识),而是这些主导性因素逐渐消散之后,物质现实本身所散发出的压力。     

论"国家不幸诗家幸"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许多文学高潮和文学名家的创作高峰都出现于国家的衰败、灭亡时期及其以后一定的时段,赵翼将其总结为"国家不幸诗家幸"。本文指出只有将国家不幸的苦难转化为艺术珍品的诗人才是幸运的,并探讨了实现这种转化的原因及此类文本的特点,揭示其"工"在何处。     

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

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试论朝鲜诗话话语中的“学诗者”接受视角

由于朝鲜诗话的说话人具有朝鲜文化的背景和说话语境,因此,朝鲜诗话中的说话人既是说话人,又是转述者;既是朝鲜汉文学的权威者,又是中原汉文化的学习者;朝鲜诗话中的接受者既是写作对象和读者,又具有中朝文化双重的文化背景。人们从朝鲜诗话“学诗者“接受的视角,可以看出说话人的背景和特殊意义。     

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源在于农业效率低下,而提高农业效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农业内部减少农民,这就需要借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二是从农业外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农业的外部支撑系统,这就需要借助于城乡统筹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而两种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中心城镇为切入点,同时开展新农村运动,最终实现小康农村和“四个文明”的宏伟目标。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困境与出路

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面临着遭遇社会大众集体性疏离、冷漠的外部困境,同时新诗在创作、阅读与批评等方面也面临着内部困境。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新诗只有建构并维护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与尺度、重视塑造良好的诗人形象,以及高度重视当代诗歌的启蒙、教育与普及工作,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整体性进步与良好的发展前景。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文学自觉”年代辨疑

关于"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乃在于众家对"文学自觉"判断标准的理解各不相同.其实,"文学自觉"是指创作群体为文学而文学的意识和对文学技术和创作个性化的有意识追求行为.换句话说,"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