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非正常撤离的制度缺陷及其解决之道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境内的外资非正常撤离现象集中爆发,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反映出我国现行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在外资享有的待遇标准、外资审批、外资监管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只有重新制订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规范、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内主管部门间的合作、建立外资信用等级评价机制、加强外资监管,才能有效地解决外资非正常撤离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外商投资企业非正常撤资问题探讨——以在华韩国投资企业为例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南北两地出现了韩资企业非正常的"撤离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韩国对中国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而其投资动机多强调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加强对劳动力、环境方面的限制,同时两税合一、调降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以及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及取消与调整对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政策优惠,造成劳动成本与营运成本负担加重,导致韩资企业自中国撤离情形逐渐增加,而退出机制不完善、企业创新不足,也是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原因。     

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法律问题研究

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法律制度存在漏洞.要解决该问题,必须转变观念,尊重外资企业市场退出的正当需求,消除过度管制现象,疏通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法律渠道,同时强化对违法者的责任追究制度.     

对我国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研究

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信访终结机制始终“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应该整体设计,总体思路是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形成与控制的系统分析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表现为正常波动和非正常波动两种形式,其中非正常波动是阻碍我国生猪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生猪价格非正常波动的根本性原因是生猪市场体系不完善、生产经营主体行为不协同和政府调节滞后／过度、错位／缺位。抑制生猪价格非正常波动需要遵循重点突出与整体兼顾、事前控制和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提高政府调节的有效性,完善生猪市场体系,加强生猪养殖主体行为的科学性和协同度,促使生猪价格由非正常波动向正常波动转变。     

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诉求——以体育企业为例

体育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理性选择,又是基于外溢效应的社会担当,更是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诉求。当前,我国体育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宏观氛围已经基本形成,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良好的表率作用,但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内容与主体的双重结构矛盾、绩效水平偏低以及部分外资龙头企业的双重标准等。因此,必须依据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动力学原理,探讨体育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机制。     

我国制造业FDI投资环境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制造业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近年来工资大幅上涨对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存在负面影响,是造成近年来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东南飞"以及外资回流母国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国拥有完善的工业产业配套设施、交通通讯基础设施,较高的资本贡献率和技术创新能力,总体来说对制造业外资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目前出现的制造业外资撤离是低端制造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结构性布局调整。     

韩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深层原因分析

韩资企业撤离中国有其内外部原因,即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带有盲目性、企业本土化程度低等内因,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对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人民币升值、对外资“重引进,轻管理”等外因。因此,需要从政府、企业及个人三个层面采取系统的应对策略。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外资并购已成为目前外商在华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外资并购不仅带来了我国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对我国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外资并购也有负面影响,而垄断是其产生的最大的负面效应。目前我国现行的外资立法还不足以调整和规范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平性、公正性,也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有益,而且对于完善我国市场竞争环境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的证成与实现

近年来的市场竞争中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层出叠见,且部分已经具有类型化特征,该行为加剧市场信息失灵、致使市场竞争失序、导致责任与利益失衡、损害群体性消费者权益,亟待规制。相比于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和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定位和功能发挥机制与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规制相契合。然而,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理念和具体制度难以完全满足规制需要。为弥合应然与实然的鸿沟,应在观念层面转变传统认知,正视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现实问题,同时在制度层面扩围主体制度、填充责任制度。     

加快兵团“三资”企业发展的思考

"三资"企业在兵团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与内地先进省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该文在对兵团"三资"企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兵团"三资"企业发展的对策措施,即完善政策,改善环境,为"三资"企业发展创造条件;紧扣兵团结构调整脉搏,积极发展"三资"企业;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提高"三资"企业科技创新水平;充分发挥具有兵团产业特点的原料基地建设优势;培育和扶持一批"三资"龙头企业,扩大集群效应;大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加强经济园区建设,为"三资"企业发展提供平台;培养人才,提供支撑,加快"三资"企业发展。     

基于博弈视角的连锁零售企业社区责任分析

连锁零售企业与社区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利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的相关理论对连锁零售企业社区责任行为进行分析发现：连锁零售企业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具有逃避承担社区责任的强烈动机。社区要采取降低社区的监督成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等严格监督措施,督促企业积极履行社区责任。     

大规模侵权之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大规模侵权行为不但给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伤,更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鉴于大规模侵权所致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企业在从社会获取财富的同时,也应承担防止大规模侵权行为发生的责任与义务;企业也只有履行好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才能从根源上防范、避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而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关键是"做好自己",而"做好自己"的首要,又在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确认,在于建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机制,并依托企业设立中的注意事项、经营过程的责任负担以及破产过程中的清偿得以实现其社会责任,防范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     

转型时期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力不足，要求政府主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工作。然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诈捐门事件”等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府该如何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自主履行。政府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企业的获利动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转型社会背景下，企业获利的最佳路径是俘获政府，获取政治支持。以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并根据政府俘获的动机，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如何借助企业的获利需求来推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首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研究

首都零售企业应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把促进首都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政府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引导和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零售企业主导供应链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零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评价和认证机制。     

中国东海区外资海洋企业集聚演变与区位指向研究

区位优势是外企投资决策关键因素,明确外资海洋企业区位规律有利于各地制定地方化外资吸引政策。基于东海区（除中国台湾）外资海洋企业数据,利用重心模型、核密度、缓冲区等方法探析外资海洋企业的集聚格局演变及区位指向。结果表明:（1）外资海洋企业行业分布以水上运输、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水产品加工、渔业等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尚无成规模的外资高科技海洋企业和海洋型新兴企业;（2）外资海洋企业呈现多中心集聚格局,已形成11个集聚区,其中核心集聚区分布于上海市中心（黄浦、虹口、静安等区）及浦东南汇新城、宁波镇海北仑和舟山本岛、厦门本岛及海沧;（3）外资海洋企业区位显著特征是趋向海岸线和城市中心,但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区趋向。     

工作满意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层面理论,通过对中国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外员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分析了中外员工文化价值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数据分析上突破了霍夫斯塔德方法的局限。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在跨文化的组织环境下,不同文化成员的文化价值有相互影响的趋势。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员工和外资企业的中国员工在总体工作满意度上有不同形式的差异。     

论国有资产损失的侵权法救济

虽然在法理、立法和逻辑上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障碍,但是中国绝少有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与国家所有权作为民事权利性质的模糊、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的"虚置"和国家"民事利益"本身的含混都有关系。应当将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作为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法律,企业或公司自身可以就国有资产损失提起民事赔偿,赋予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各级国资委提起民事赔偿的职责,检察机关和普通公众也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国生产经营领域的道德失范及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生产经营领域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失信行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缺位,价值观念扭曲;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国民的信用意识总体上比较淡薄;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于民,上行下效,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产权关系未理顺清楚;信用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企业内部普遍缺乏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对失信的惩戒机制不健全,对各种失信行为打击力度不够等原因造成的。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第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重建诚实守信的伦理规范;第二,建立责任政府,重树政府诚信形象;第三,深化企业改革,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第四,尽快建立起规范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第五,健全立法,严肃执法,加大对经济败德行为的经济和法律制裁力度,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日本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模式

通过比较日本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模式与已有日本法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之规范模式,辩证地分析了日本法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规范之优劣,综合归纳出日本法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之规范特点,并为完善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指明方向：中国公司法中,应置入一般性规定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在未来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模式应考量借鉴日本法,即以自律规则作为规范主轴,加强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