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百家争鸣”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对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的论述,以往侧重在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方面,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结合反思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和有关现代科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我认为,“百家争鸣”既是科学发展的方针,又是科学发展的方法和动力,是发展科学的方针、方法和动力的综合体。这种方针、方法、动力的有机结合,完整地揭示了发展科学的规律,从多方位上显示了“百家争鸣”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正确方针早在1949年毛泽东曾从理论上预见过经济发展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没高潮。”①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展开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文化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也日益增     

试论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以《日本评论》为例

中国的日本研究可谓历史久远,截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研究日本的高潮,每一次研究高潮都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民国时期曾出现了第三次研究日本的高潮,此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期刊大发展的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之际,一批“知日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日本研究的工作之中,因此这个时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专事研究日本的期刊,《日本评论》即为其中优秀代表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 ,历经五百年之久 ,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 ;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是“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 ;“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的载体     

社会转型与文艺学建设

本文以历史的宏观视角，论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四次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点和文艺学发展的基本范式与走向，认为“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百家争鸣”是世纪之交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历经五百年之久，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是“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的载体。     

百花年代杂文编年(1956年1月至12月)

1956年1月至1957年6月,中共中央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发表,为思想、学术、文艺的健康发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繁荣时期(史称"百花年代")。受此影响,杂文创作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创作高潮:创作园地持续扩大,作品数量大幅增加,创作质量显著提升。     

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政治上 ,社会氛围宽松自由 ;经济上 ,跨地区商贸活动频繁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高潮 ;思想上 ,百家争鸣 ,十分活跃。这种开放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多元推进、快速发展四个时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文学研究、其它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总体来看,前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多围绕阮籍、嵇康展开,论题相对单一;到了后两个时期,研究方法日渐多样,研究视野和领域大为拓展。不仅成果数量明显增加,相关专题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而且研究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虽然还有明显的不足,但无论著作还是论文,都出现了不少具有鲜明创新特征的力作。梳理这一百多年来的竹林七贤研究史,可总结得失,明辨方向,为下一步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新时期小说研究摭谈——兼评《小说艺术论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小说创作尤呈现出喜人景象。如果说,我国小说发展有三个高潮的话,那么除明清小说和“五四”时期小说外,就属当今所谓新时期小说了,而小说研究也伴随着创作的繁荣呈现出百花齐故,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前所未有的喜人景观。二三十年代,我国小说艺术研究还十     

也谈汉字检字法的问题——兼介一种《笔顺号码检字法》

最近,在《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1、3、4期上看到了雷友梧、付玉珠、程养之、蔡勇飞等同志写的有关汉字检字法改革的意见,并均提出了经过精心研究的各种检字法方案。深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学术讨论带来的明媚春天,有利于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开展。我也是一个检字法研究的爱好者,因此,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意见与方案,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1949年9月21日,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到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再到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过程，演变轨迹为：学在官府——礼崩乐坏，学术下移——儒、墨私学产生——百家争鸣——六家抗衡——儒、道并争——独尊儒术。汉初儒家之所以能兼容百家，完成统一思想的任务，实现子学向经学的过渡，一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二在于儒家主张的“仁义”思想，三是儒家在斗争中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美学大讨论”略论

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于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学术形态两方面，均有铸型作用。就文化背景言，它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与毛泽东“双百方针”双向作用之结果；就学术渊源言，它又是前苏联美学论争之移植。哲学美学是它对当代20世纪美学最大的学术规定，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其最深刻的学术教训。     

两汉荒政思想探析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灾害多发期,传统的救灾思想因此而出现了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潮。两汉时期的荒政思想主要有积贮备荒论、重农说、仓储说和赈济议等;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等是该期荒政思想丰繁的根源,其思想中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对两汉乃至中国古代的荒政实践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宋元时期科技发展的成因——宋元数学发展之诱因

考察宋元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科教文化政策,进而追溯宋元数学发展的诱因,研究认为,导致宋元数学发展的诱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朝政唯才是举,提高了学者的社会地位及数学的学术价值;二是经济的发展,商业、手工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达,这是促进科学乃至数学发展的社会动力;三是崇尚“格物致知”的学术自由探求之风,从而引导数学走向高层次的理论研究。     

也论墨学中衰的原因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墨学一度同儒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并称＂显学＂。秦汉以后,墨学作为思想体系和学说逐渐消失、淹没,其终结的原因成为墨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章遵循余英时先生内在的理路研究方法,从墨家思想内部来寻求终结的原因,认为墨学骤衰主要在于缺乏超越突破与问题意识。     

从论战看20世纪上半叶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和转型的时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激荡之际,思想文化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就影响而言,三者之中,马克思主义思潮可谓高歌猛进、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其中,唯物史观的影响又是最为显著的,唯物史观作为主要思潮,直接参与和影响了当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六次大规模论战。论战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温和的学理上的论争,更有针锋相对的激烈的路线立场论战。论战的内容主要围绕唯物还是唯心、经济决定论还是多元论、阶级斗争、群众的历史作用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展开。经过论战,唯物史观进一步彰显了其学理的科学性和实践的生命力,成为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和行动指南,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思想文化,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而且更体现在冯友兰、陶希圣这样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可以说,在学理上唯物史观树立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回望爱的歌潮——论“五四”时代爱情诗的勃兴

"五四"时代,受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大潮的激发,爱情诗创作突破传统文化的桎梏,骤然勃发.这一时期爱情诗创作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多元性的倾向性特征,弥补了中国传统诗歌史的薄弱环节,为其后中国现代爱情诗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