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上世纪40年代的创作

上世纪 4 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与思想上的彷徨期 ,随着以湘西生命形式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 ,沈从文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日益加剧 ,这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本质何在 ?如何实现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 ?这些问题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 ,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就成为他创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题。沈从文由此涉入对生命问题的“抽象的抒情” ,弘扬“生命神性”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     

论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是主观性很强的诗人,他的诗歌里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以近乎自戕的写作方式来写诗,对生存的体验带有浓重的悲剧性色彩。他倾心于死亡,并在面对死亡的沉沦与挣扎中完成了一次致命的飞翔。他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了全部的生命激情,却对诗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于是,生命与诗歌在互相渗透而又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中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最后在死亡中达到真正的合而为一。     

论李贺诗歌的悖论性

李贺诗歌之所以吸引和震撼一代又一代人,不仅因为其诗风的诡异奇谲,想象的丰富奇特,而且还因为他的诗歌里充满悖论性。这种悖论性是由于诗人生命的沉沦以及由此作出超越的挣扎而产生的,它既体现在时间意识和创作动机上,也体现在意境的营造、字法的运用和结构的安排上。     

诗与良知和生命浑然一体——再谈铁衣甫江的诗歌创作

一九六二年,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衣甫江在一首《柔巴依》中写道: 我写诗,不是出于兴趣, 对于我,诗与良知和生命浑然一体。这两句诗,是诗人对自己的创作道路、生活道路和人生观富有哲理而又形象的概括。写这两句诗时,他已经历了十五、六年的创作生涯,写了许多好诗,而在十年浩劫期间,他为了诗,为了诗的良知——人生的态度——他遭受了诬陷与迫害,几乎丧命。因此,这两句诗可以成为理解他全部创作的要旨,是开启他创作密室的钥匙,     

寻求人的文学: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观

林语堂特别关注传记文学的创作,在不同时期都写有自传,并创作了几部重要的人物传记,且对中外优秀的传记作品大加推介。在考察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时,林语堂从现代个体意识出发,发现了自然人性的流露和生命愉悦的存在。在这样的发现里,他表达了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构想:尊重人性的自然流露,在日常俗世中追求超越性,实现审美文化人格的建构。     

程抱一小说《天一言》的主题研究

作为法兰西学院40位“不朽者”之一的华裔学者、作家程抱一(Franois Cheng),不仅是中西方文化的“摆渡人”,更是文学和艺术领域里活跃的创造者。他的诗歌、小说、书法创作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创作手法深入人心。本文从他的长篇小说《天一言》的文本分析入手,试图从多个角度剖析小说的主题,指出特殊生活经历与生命感悟对其创作构成的决定性影响;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还自觉借鉴了很多西方小说的观念与手法,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的世界性与多元性。     

论沈从文的生命本体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以高远的眼光穷究生命本体并把握其价值归依,在创作中展示各种生命形式。他往往在把生命与“情感”、“偶然”、“理性”、“意志”、“美”与“爱”、“抽象原则”这些人生价值与情感因素的联系中,表达他对生命本体的理解。同时,沈从文是生命的神性论者,对于“生命神性”的发现及其张扬,是沈从文生命本体观的最独特之处,形成其独特的“生命神性观”。通过探讨沈从文的生命本体观,可以透视沈从文创作中的许多重要现象,把握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护生”到“杀生”——论丰子恺创作心路的嬗变

一向充满童真诗意,倡导“护生”的丰子恺,解放后,他的创作开始由童真诗意转变为时代主题和历史叙事,不但如此,在他后期的散文里竞不吝笔墨向人们展示有违佛性的“杀生”场景,显示丰子恺的创作心路已发生嬗变。从“护生”到“杀生”的主题变化,叙说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言说和遭际,和在不断“成长”中所滋生的困惑与痛苦,表达了他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哲学思考。“缘缘堂”传统思想在此被颠覆。     

论吴念真的创作道路

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吴念真尝试了小说、电影电视、戏剧等多种艺术样式,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详细分析吴念真的创作历程,发现在所有作品中,他都能认真总结自己的生命体验,又能"虚己纳物",认真对待读者和观众的喜怒悲欢,努力让自己的作品有"寓教于乐"、慰藉生命的品质。因为这两点,吴念真在各种工作中一直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凝聚与回响：欧洲启蒙精神视域中的莫扎特音乐

18世纪的欧洲是一个黑暗与光明、愚昧与理性、落后与文明撞击与变革并存的时代。这一社会现实,赋予和决定了莫扎特生命历程中一种长远的意向性结构,并直接作用于他的社会立场、价值判断、创作动机和审美趋向,造就了莫扎特积极又消极、追求又无奈、入世又出世的双重心理状态。在音乐中,以其纯实的心态自发地同时也是自觉地诉说着自己与社会的“遇合”,寻求着自己的归宿,实现自己的生命意向。“含着眼泪的微笑”,体现了他至高无上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情怀。     

从老庄的“虚静”论看沈从文的文学审美观

沈从文是一位风格独异的作家和批评家,他的创作和批评都是基于对生命的理解和创作的真知灼见。虚静观贯穿于他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当中,这与老庄的虚静论有一定的继承性,并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意识。他的创作没有被现实的人和事所拘束,非常注重生命体验和文章的形式之美;他的批评没有先见的理论指导,全凭对创作的感悟以美文的形式诉诸读者,其中包含不少珠玉。他的文学审美观充分体现了传统的“虚静”论,对此的研究对于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有很大启发。     

论苏轼诗文中的月意象

月在中国的诗歌里是具有母题意味的形象。苏轼是宋代写月名家。月亮意象上包含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实、人生所进行的不懈探索。现实层面:对家乡新友的怀念纠合他的人生感慨;哲理层面:将生命流逝的沉痛包含在豁达的人生观中,体现他对生命的清醒认识和主动把握。在这两个层面上他继承前人,又有所开拓。更重要的是他将月的涵蕴提升到审美的人生境界的高度:阔大澄明,这是通过对水月的描写实现的。     

袁枚诗歌的生命意识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歌表现诗人个体生命的真实情感,在创作上,他的作品表现出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极富哲学色彩。本文通过对袁枚诗歌作品的分析,探讨其对生命的思索。     

隐逸与郭沫若文化心态阐释

在郭沫若身上主要呈现出积极入世,进取事功的文化品格,他那奔突的激情,躁动的生命铸造出一颗刚毅不屈的灵魂。同时,他的文化心态又显示出另一面:希企退隐,崇尚超然与虚静,二者矛盾而合谐地积聚、流注于郭沫若的生命运动与审美建构之中,从而形成和敞明出他生命个体的丰富多彩。相对说来,前者标志着郭沫若在中西文化汇通,现实与理想冲突中的主体选择,昭示出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而后者则表明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仍受之于传统隐逸文化的潜在规范和影响。闻一多曾就郭沫若精神特征和创作个性作过很有见地的阐释,而他对传统知识分子矛盾心态的解读似乎也可用来说明郭沫若,他认为:     

论许地山的"生本不乐"观

许地山的“生本不乐”观是他生命哲学的出发点 ,他用超凡的智慧看到痛苦的无所不在 ,其中既有生命时间的有限性对人的限定 ,又有命运对无知的人的无情拨弄 ;既有因人性沉沦而堕入兽道的精神的异化 ,又有人与人之间无法消除的隔膜与每个人不得不承受的孤独 ,还有生命的“不完全”与人永不满足的欲望的冲突带来的不尽的烦恼。本篇拟结合作品对此做较为详尽地论述 ,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

生命意识,是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从性质上看,生命意识又可分为原初生命意识与文化生命意识两个层级,前者主要体现为生命体验,后者主要体现为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关爱。生命意识是一位诗人、作家、艺术家得以成功的保障,是其作品魅力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文艺作品境界的高下优劣,亦与创作主体投入的生命意识的程度与性质有关。创作者只有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又能以超越性的襟怀,以大生命意识的视野透视人性,观照人生,体察万物,才能创作出境界高超,具有强盛生命活力的作品。     

生命的礼赞与悲悯──京派小说创作主题探析

本文从文化视角考察京派小说的创作主题。认为，对生命的思考、探索，是京派小说创作的出发点。这一创作主题是对五四文学主题的承续和发展。京派小说创作崇尚力的美、粗粝的美是一种健康的生命的表现，而对文明社会里“道德”对人性真情的压抑、“道德”面具背后的堕落以及对人格的麻木，则给予了悲悯的描述。     

遗世独立 彰显“自我”——孙犁散文的创作之路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坛里一位“个性”凸显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齐名。尤其在他晚年的散文里 ,更加集中地展示了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 ,在他身上映射着多变的时代投影。但无论在何种年代 ,他都能保持自己的天然本色 ,“不看洛阳纸贵之书 ,不信喧嚣一时之论” ,甘于主流文化的边缘 ,固守着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既有农民的质朴 ,又有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 ;既能关注下层社会普罗大众的生存状况 ,又能以艺术的眼光去发现普通人身上的美质。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集合体。     

湘西游侠精神:沈从文创作的精神支点

湘西游侠精神是沈从文创作的精神支点,无论在他的散文创作还是在小说创作中,都有对湘西游侠精神的生动描述和热情歌赞。血性正义和生命冲动构成了湘西游侠精神的基本内涵;民间立场与人性光辉使得侠与匪的纠结在文本中得以自由释放;道义理想和生命自由成为沈从文改造侠文化的价值指向。对游侠精神的发掘和张扬,不仅蕴含着沈从文对于国民人格改造和文化改造的思考,更寄寓着他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民族未来生存道路的积极探寻,体现了他以现代意识改造侠文化的理性精神。     

论冯至诗的生命体验

冯至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一位高龄的著名诗人。从1923年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开始,他的创作若断若续地跨越了漫漫时间,迄今已快70个年头了。 鲁迅在一篇重要的论文里,曾经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可是,鲁迅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与解释。对于冯至的诗作出过具体而又重要评价的,是李广田和朱自清。李广田称誉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体诗为“沉思的诗”,断言它是诗人生命中慧星的出现与狂风乍起,认为冯至在限制中显出来身手,法则给了他自由;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聚精会神。（《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朱自清称赞冯至在平淡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