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诉讼解决机制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人民法院裁判的方式解决各种民事纠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并且呈现出群体性、突发性等新的特点.新时期具有新特点的社会矛盾,不能再仅仅依靠有限的诉讼司法资源解决.反思我国传统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要想保障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我们就要更新诉讼理念,摒弃"诉讼万能"的错误观点,建立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健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多途径、多层次的保障.坚持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对簿公堂——一件清代民事诉讼案的解读

本文拟以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四川巴县衙门处理的一件民事纠纷案为解读对象,通过审视官民诉讼策略的运用,明晰诉讼展开过程中诉讼主导权的迁移过程。作者认为,清代州县官员在裁决民事纠纷时,实际要同时面临三个方面的压力,即国家的成文法要求、习惯法的制约以及国家的行政要求。     

民初的乡村组织与基层调解——以奉天省为中心

民国以来,随着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新型的基层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调解这一高度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的区村长民事案件评议制度表明,随着基层乡村组织进一步被国家权力所渗透,调解组织自身结构发生变化,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趋势.但这种"非民间化"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调解方法和程序上完全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奉天省的经验显示,在习惯和法律有冲突时,调解者更常常站在习惯的一方.而对国家法律采取漠视的态度.这种组织形态上的"非民间化"趋势跟调解方法和程序上的"民间化"特性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初基层组织在政权化的过程中所保留的绅权属性.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清代土地买卖中的“除留”习惯——以陕西紫阳契约与诉讼为例

“除留”是广泛存在于陕南土地交易中的一种习惯。在契约中对土地上的各项财产进行详细说明,有利于加强交易的确定性,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坟地的除留更具有典型意义,按照物权法的观点,其性质当为地役权的特殊形式。坟禁地役权可以通过契约附带设定、专门买卖或赠送以及官方裁决间接获得三种途径。其取消亦有相应的形式。清朝法律对坟禁有保护性的规定,而土地契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尽管“除留坟禁”的习惯已较为成熟,但是由于宗族势力的干涉、地方官员的判案、户籍制度的管理以及土著客民间的矛盾等都会影响到该习惯的施行、发展、完善,故而仍然难以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坟山告争”。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地方官员激励、重大表彰与基层治理逻辑——基于148名优秀县委书记的数据分析

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地方官员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对这支队伍实施有效激励是执政党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这既源于这一群体作为自然人的本能需求,同时也是现代科层制的现实需要.因此,任何一个成熟型的执政党都会把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在多元化的激励资源中,重大表彰是一种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激励方式.它能解决地方官员在晋升资源较为稀缺的情况下的激励困境.作为一种重大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活动对地方官员释放出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它对入选者本人及其他群体都是一种激励,而且还彰显出相应的基层治理逻辑.它意味着执政党对基层治理的重视和关注,也表明执政党希望构筑多元化的激励体系以推动基层治理的有效运转.     

关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几点思考——基于贵州省余庆县的实地考察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余庆等地方实践,发现社会矛盾纠纷大多产生于基层,必须化解在基层;应通过解决民生实事从源头上加以预防和化解;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工作方法;与稳步推进基层协商相结合。     

法律人类学纠纷解决理论在群体性事件防治中的运用

纠纷及其解决是法律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家既将纠纷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纠纷的定义、功能作出探讨,又对不同地区、族群的纠纷解决方式作出跨文化的比较和归结,还实现了关注重心从"规则"到"过程"的转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分析探讨行动者的互动、策略及其间的话语与权力,相关研究成果在当前群体性事件防治中具有很大的运用价值。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审视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是在传统水权制度基础上移植西方水权法律的产物.多元法律理念是其优势所在,资源共享是其灵魂,水权协商是其运行的主要内容.民间机制、国家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运行系统.基层自治组织、水利专业组织相互协调,在预防水权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的迟滞,该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水权仲裁机制的缺失,流域申诉机制的缺位,水权实体法律的疏漏,水权行政审诉程序不明等.因此,在构建新时期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时,正确处理法律变迁和现实水权运行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民间水权习惯在解决水权纠纷方面的作用,重视民间水利组织以及流域共同体在预防水权纠纷方面的作用.     

党管干部体制下的基层民主试改革

中国近几年来地方党组织开展的基层政治民主试改革,为党的传统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体制带来了改革的气息.许多地方基层民主改革(如对县级市的部分官员职位和乡镇级官员的职位实行公开考试和民主选举)都是由地方党组织进行策划和推动的.这种现象为我们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有关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机制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党管干部任用体制的组织目的和性质进行概括分析,然后讨论干部选拔和任用体制近些年产生的弊端,第三部分讨论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的政策依据和地方的改革实践,第四部分探讨地方政治民主试改革的特点和地方党组织的动机.最后简要总结干部激励机制多元化和制度创新空间与地方选择性自主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     

调解型与裁判型程序差别之审视——以民事诉讼目的为分析视角

目前有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成为了民事诉讼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建立和完善调解型程序、裁判型程序有着突出的地位,二者是社会纠纷解决最主要的两种程序,二者在成本、效益、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从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其间的各自优势,提出了在完善诉讼制度的同时着重加快调解型程序的制度改革的建议,其对于推进中国现阶段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这加班费该不该支付?

随着当前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就业主体的多样化给劳动关系调整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劳动争议仲裁员在实际工作中受理了一起诉讼加班费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由此引发了一些思考。案件:申请人李某(回族)于2014年5月诉称:其于2013年6月入职被申请人本市某物业公司工作,2013年8月8日"开斋节"被申请人要求其到岗工作且未依法支付当日加班费。对此申请人不服,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诉至仲裁委要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按照法定节假日标准支付少数民族节日加班费。被     

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

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并非如传统涵摄推理模式所显示的那样直接.拉伦茨的"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涵摄推理模式的某些缺陷.在法律论证理论中,为保证裁判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必须重构使三段论完整所需要的要素.跟传统涵摄推论模式不同,法律论证的优势在于,具有比较清晰的规则和形式来使法律决定正当化.当然,三段论逻辑形式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不动产登记制度之完善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是物权变动安全的重要保障.民行交叉问题是登记行为复合性的必然结果.人民法院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起点,根据案件的客观需要确定诉讼种类.为避免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之间发生冲突,建议在立法上建立"一并审理"的诉讼模式,允许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裁决.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建立应注意与现行相关体制相街接.不动产登记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的主要区别在于:登记官员是否有权对不动产物权的原因关系进行审查.因此,我国<物权法>确立的是不动产登记机构以形式审查职责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模式.申请登记人骗取登记的,依共同侵权理论宜确立申请人与登记机关的连带赔偿责任.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社会学解释:一种"自由"的裁判方法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之中,通过对解释的社会效果的预测和衡量来选择最佳答案.根据自由法学的观点,社会中存在一种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活法",司法过程应运用社会学方法,探求适应当下社会关系的解释结果.在司法过程中,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增强裁判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法官自由裁判的空间.为限制这种裁判的"自由",对社会学解释方法应限定其适用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解释方法对司法裁判的作用是补充性的或隐性的.     

地方法制的意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问题初探

由于法律问题均产生于人们生活其中的地方与基层,因此,依法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制度化的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责任制,保证每天面对各种法律问题的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依法认真地履行职务,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内容.法治国家建设,既要重视法治、民主、人权这样一些基本价值的实现,也要关注地方与基层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与规则.正是这些制度与规则的发展、完善,才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一些进步.     

唐代法官职业伦理刍议

唐代的法官群体既有专司审判的官吏,亦包括兼理审判的官员,是半职业性的分散群体。从传统中国语境下伦理的含义出发,唐代法官职业伦理的结构可以被概括为法官做人的道理和处理事务之理两个层面,前者是对法官品质上的要求,后者体现为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的原则和规范。唐代法官做人之道理包括德义有闻、清慎、正直及通达律令等,处理事务之理体现在据法断案、用法宽仁、处断平允及审断不滞等方面。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形成与法官所处之"位置"有关;同时,其亦可以为中国当前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狱”为例

情理是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审断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司法性质及其价值追求的关键,情理案代表“安崇绪之狱”是探讨传统中国司法运行形态和实质的重要素材。安崇绪有讼继母的事实,由此判断应入于“不孝”处以绞刑,但讼继母背后存在着孝养亲母等情理可矜事由。身份要素成为案件证成过程的关键,情理因素则决定了裁判进路从“执法据律”到“以情屈法”的转变。案件揭示了司法官员在面对礼法冲突时处理案件所应遵循的法理,展现了情理在传统司法中适用的可行性,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特质及其多重面向。传统中国司法审断既非“卡迪司法”,亦非“依法裁判”,它具有独特的审断模式与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