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几个问题

论述了我国缓刑制度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认为 :缓刑宣告不属于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过于原则 ,应予以具体化 ;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有漏罪的 ,不应一概撤销缓刑 ,而应当区别对待 ;战时缓刑并非一种独立的缓刑制度 ,而是缓刑适用的一种特殊形态     

对缓刑立法的修改建议

文章针对我国的缓刑立法提出了取消主刑拘役的缓刑适用,调整缓刑适用范围,但惯犯不可适用缓刑,并希望增设缓刑担保与撤销之规定等。     

我国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和缓刑考察机构 ,缓刑在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犯上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以致我国对未成年人犯适用缓刑的比例远低于西方国家。为充分发挥缓刑在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犯上的积极作用 ,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应包括未成年人犯缓刑适用标准、未成年人犯缓刑考察机构和考察制度等。制定专门的比成年犯更宽缓的未成年人犯缓刑适用标准 ,对未成年人犯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明确、具体和较强操作性的规定。     

论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缓刑制度的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缓刑适用的规定过于抽象、缓刑考察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妨碍了适用缓刑目的的全面实现.因此,应对缓刑适用的条件进一步细化,确立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特殊规定,健全缓刑制度的各项内容.     

浅析我国缓刑制度的改善

我国的缓刑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犯罪,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缓刑制度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制度的立法目的,因而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从刑罚目的思想演进和刑事政策价值取向的改变看,非监禁刑是国际刑罚制度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与监禁相比,缓刑是近现代刑法中富有促进机能的刑罚制度,是对短期自由刑所产生的某些弊端的一种补救。所以,建立独立的缓刑机构和缓刑官以及相应的惩戒措施体系,增设缓刑负担,并完善缓刑执行程序应成为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重要内容。     

内地与澳门缓刑立法比较研究

缓刑制度,在我国内地和澳门的刑法中均有规定,相较而言,殊同各有.本文对两地现行刑法中的缓刑制度,在适用条件、暂缓执行期限、缓刑执行、缓刑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粗略比较,客观评析了两地立法的优劣得失,以期能促进内地缓刑立法的完善.     

我国缓刑考察制度的应然设计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立法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但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尤其是缓刑的考察制度方面。主要表现在:缓刑考察组织体制欠缺;考察内容欠缺科学性;考察程序设计不明确;缓刑撤销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不够明确四个方面。我国缓刑考察制度设计的修改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明确考察机关,成立专门的考察机构,培训专业的考察工作;进一步明确缓刑考察主体的责权利;制定缓刑考察的监督管理制度;从缓刑价值和功能的角度,增加考察内容的科学性;设计高效益和操作性强的考察程序;完善未成年人缓刑考察监管立法。     

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缓刑作为对罪犯的非监禁刑处遇,已经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特别是针对未成年罪犯。我国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缓刑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现状,从立法和实践角度进行反思,提出了重构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制度的有益建议。     

论缓刑与保护管束制度

缓刑与保护管束制度相结合,是当代缓刑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缓刑监督制度在缓刑监督主体、内容、方式等方面存在弊端,影响了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因此,建议就我国缓刑与保护管束制度的结合采取如下措施:构建"专门人员负责、社会力量参与"的监督机制;对缓刑犯实施分类处遇;强化监督与更生保护双管齐下。     

论死缓制度的人道性

死缓制度是否具有人道性,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死缓制度人道与否,不能仅仅通过与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对比从而得出肯定的结论,也不能因为其手段严厉而轻易予以否定.衡量死缓制度人道性的标准应为:以民意为视角,判断对罪犯适用死缓能否与犯罪的严重性相称、死缓是否是适合某类罪犯所有的惩罚方式中最轻的一种.目前在我国,从法律、政策、实践等层面予以综合考虑,死缓制度符合民意,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人道性.     

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对职务犯罪量刑的影响为例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偏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具备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自首对刑种的选择、刑度的确定、缓刑和免刑的适用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导致对职务犯罪量刑畸轻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量刑制度不完善、量刑规则缺位、量刑理念偏差及案外因素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完善制度、平衡司法、更新观念、限制案外因素影响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再犯与毒品再犯的刑事责任问题探讨

再犯的处罚原则“从重处罚”应当修改为“可以从重处罚”;毒品再犯与毒品累犯竞合时应直接适用刑法第356条规定的毒品再犯条款,而不再援引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条款;对毒品再犯不能适用缓刑、假释。     

减轻处罚的含义新探

通行的见解认为,减轻处罚应该和从轻处罚相区别,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外判处刑罚,即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种理解建立在现行的立法基础上,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现行立法关于从轻和减轻的规定,却没有把握二者的制度宗旨,二者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价值判断,必须作为方法问题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减轻处罚更是如此。     

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制裁思路——对当前20个样本案例的考察

考察目前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20个样本案例可知,该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犯罪手段网络化,司法规制范围模糊化与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特点。为此,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科学界定本罪意涵,匡正刑法规制范围,改善打击着力点,统一裁判尺度。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司法处理,应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并重的司法理念,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行政去魅的基本立场。具体的制裁思路是：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犯罪化的定性,应围绕本罪保护目的展开,重点惩治"有效宣扬"行为;定量限制应贯彻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除个别情形外,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工具有多种用途,原则上不予没收。虽然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固然要突出其预防性打击的特点,但也要恪守刑法惩治犯罪的法治底线,使处罚范围和力度符合公众预期,切忌"过度反应"。     

试论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的自首制度,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为根据,以预防和控制犯罪为终极目的,对感化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其悔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及时侦破案件有着重要意义.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准自首.关于自首的认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容易产生分歧,有必要在理论上做出明晰的界定.     

论缓刑保证金制度的设立

为了保证缓刑的有效执行,强化监管力度,提高对罪犯的改造质量,迫切需要对缓刑犯设立保证金制度。这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适应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需要,同时也是积极参与和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执行中,既要合理确定保证金适用的数额幅度,又要严格规范保证金的执行程序及管理办法;严格办案制度和严格执行缓刑的法定条件,加强对保证金的财务管理,杜绝把保证金作为单位的“创收”来源,从而保证缓刑保证金的公正执行而不发生偏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争议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段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责任范围问题上,存在限制论和扩张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罪名说和罪行说的对立,限制论和扩张论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存在共同的误区;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方式问题,应从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立场出发,通过完善立法来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附加刑,并放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条件。     

论完善减刑运作机制

由于中国的刑事法律对减刑的运作机制缺乏科学构建,减刑决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减刑监督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刑罚执行机关尤其是监狱部门只能行使提出建议权,因而减刑工作经常处于尴尬之中,甚至出现非常被动的局面。这既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也容易导致偏离司法公正。从完善减刑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三方面入手加以分析研究,力图全力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减刑制度,并建议刑事立法部门对相关法律作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