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由于这种刑罚方法的严厉性、残酷性、执行后的无可挽回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死刑成为众矢之的。本文通过对我国1979年刑法典对死刑规定的回顾,以及评价1997年刑法典对死刑的限制,提出了若干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建议。     

北魏死刑制度立法刍议

死刑是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惩罚手段,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严厉的刑罚。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的发展演进中,死刑皆为刑罚体系的核心。北魏是中国古代死刑制度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汉魏晋法律传统得到稳步推进,同时新的法律制度也应运而生。死刑制度发展至这一时期,已不仅仅是推崇严刑酷法,儒家法制理念的渐趋融合更赋予了其法治化、文明化的升华。北魏重要时间节点的修律活动和历次修律内容,可见死刑立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考量,并且不同时期北魏死刑制度立法指导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

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因立法缺陷因素的制约,其价值的发挥受到很大局限。针对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立法缺陷进行分析,着重论述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设置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死刑立法完善

在我国政府陆续签署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两权公约>)被称为世界人权的宪章性文件之一,在促进世界人权保护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该国际公约尚未获得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但签署就意味着以后的批准加入,而批准加入后当然就要遵守公约规定,消除与公约相抵触的国内法内容,履行国际法义务.由于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而作为剥夺生命权为内容的死刑问题,<两权公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对国际社会的死刑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死刑废止立法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刑法修正案(八)》开启了中国在立法上废止死刑的进程,迄今为止的两次死刑废止立法实践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表现为坚持逐步废止的路径,准确把握不同死刑罪名危害的差异,注重死刑配套制度的完善,关注死刑的司法现状。在未来二十年的时间里,要促进死刑政策的调整完善,进一步扩大削减死刑的罪名范围,加强死刑配套制度的完善,注重死刑废止的司法跟进,优化死刑废止的社会条件,通过立法与司法并进的模式,稳妥、理性、务实地推动死刑废止历程,最终实现中国死刑的全部废止。     

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势在必行.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适用标准混乱、立法无序并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应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方式应修改为赋予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书面审理、凡有争议的案件应采取书面审理与设置听证程序相结合方式;死刑复核范围应采取法官全面审查与针对控辩方提出异议内容进行审理相结合;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不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缓案件无论量刑是否偏轻均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死刑的各国立法、司法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死刑,乃是最严厉之刑罚方法,有着远久的历史渊源与漫长的演进过程.在多方面原因催化下,死刑正面临着被废除的前景,而这一废除的整体趋势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时至今日,全球废除死刑之国家已过大半,而各种国际公约的签订及国际人权组织的推动,让死刑的彻底废除变得更为现实.以实际资料为依据,较为详细地整理死刑的各国立法、司法实践,进而对我国死刑废除作理性展望,以期对此议题的深入探讨有所裨益.     

关于死刑存废的断想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PR),其中,第6条第2款对未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求适用死刑的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的罪行"范围内.但是,什么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前述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很长时间以来各国对其理解并非完全一致.     

论死刑立法安排中的“宽严相济”政策——从形式意义上考察

我国<刑法>涉及死刑的犯罪,根据犯罪行为是否直接导致死亡后果为依据,可以划分为致命性犯罪和非致命性犯罪两大类.为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死刑的立法安排上,既应当强调实质上的减少死刑,也应当强调形式上减少死刑.在致命性犯罪领域,死刑配置应当"内严外宽";在非致命性犯罪领域,死刑配置应当"外严内宽".这种安排,对于柔化国民对死刑的心理感受和发挥死刑的抚慰功能,有着重要的立法方法论价值.     

死刑赦免:限制死刑的一种新选择

死刑赦免制度,是指核准死刑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如果该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特定条件,应当停止死刑命令的执行,并且依法定程序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死刑赦免令,赦免其死刑而改判其他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消除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若干矛盾,也有利于进一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避免错杀,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     

数罪并罚制度适用中的问题与应对

我国《刑法》规定的数罪并罚制度对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生动鲜活的案例为检验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情况提供了契机。实践中,学者们对数罪并罚的原则、方法及与累犯、死刑相关的一些问题仍未能达成共识。对典型司法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适用数罪并罚制度时应具有正当性根据、符合立法目的和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死缓期间故意犯罪需要变更为执行死刑时,数罪并罚制度在审判程序中应暂缓适用。     

罪犯奖惩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完善的罪犯奖惩体系对于维护监狱秩序、促进罪犯改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罪犯奖惩体系存在许多问题，法外奖惩措施多、奖惩体系杂乱、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本文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建立系统、完善的罪犯奖惩体系构想，以适应新时期监狱工作的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     

法律视角下教育惩戒的正当性

从法律的视角,深刻论述了教育惩戒的正当性,明确指出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惩戒以及教育惩戒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合乎理性,并具体提出了教育惩戒的实施限制。这无论是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现代教育观念,深化教学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对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拉姆佩论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

德国刑法学家拉姆佩的刑罚哲学立场是,刑罚正当化目的指明了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其一,必须在违法性(非法)与刑罚之间,或者说,在有责(过错)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上发展出正义的规则;其二,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设立刑罚以针对违反规范的犯罪行为和对此适用刑罚以针对该犯罪人的过错都是正当的.拉姆佩认为,相对主义刑罚理论和绝对主义刑罚理论都不能完整地实现刑罚的双重任务,因而建立抵偿、配置和预防的三元理论对当代刑罚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价值.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燃油税法定

在《立法法》修改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之下,燃油税的改革迎来了良好契机。税收法定主要是指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的明确、税收征收程序的法定。燃油税在贯彻税收法定原则上存在征收依据不合理、税率变动不合理、征收程序不合理等问题。据此提出建议:燃油税法立法权回归最高立法机关、完善燃油税法律法规、限制政府征收燃油税的权力。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省市两级地方性法规的分工——基于云南省若干地方性法规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大陆）“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高层级法律性文件有权规定低层级法律性文件所规定的事项;由于前者的规范能力和法律效力高于后者,因而基于“分权型”立法体制之下的“辅助原则”缺乏适用的前提;为了有效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针对设区的市（自治州）、甚至是县（市、区）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动力,自下而上、来自设区的市（自治州）及其下属县（市、区）本身,因而省级立法机关“干预”设区的市级立法机关的命题并不符合实际;为了节约立法资源,省级地方性法规着重规定“全省范围共通的事项”“本省（自治区）内的重大事项”“跨设区的市（自治州）的重要事项”“超越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明显没有能力规范的事项”。     

论格式条款效力的立法规制

格式条款是我国合同法中新规定的一种合同条款,由于其具有特殊性,极容易造成不公平,因此,必须对其加以强制规定。文章对格式条款效力的立法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格式条款效力规制的法律建议。     

简论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立法模式

处分原则是最能反映民事诉讼特色的基本原则。由于诉讼传统、理论以及观念的差异,各国关于处分原则的立法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模式：大陆法系的＂处分权主义＂、英美法系对抗制下的处分原则、苏联的＂职权干预式＂处分原则。其中,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处分原则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汕头市与其他较大市立法权比较研究

我国特区级市及较大市的立法权是一个全新的法域，值得研究。本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汕头市应遵循的立法模式，提出了汕头市立法的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