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文言 接续传统

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当中的一些偏颇观点,至今仍阻碍着人们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文言和文言创作。为了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应该打破机械的历史进化论和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充分认识到复兴文言创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白话创作已经成为主体的今天为文言创作留下宝贵的一席之地。     

文言与现代汉语复合词

由于汉语“言文脱节”的独特发展历程,使文言从两个途径进入现代汉语:一是历时顺序的承袭;二是共时层面的横向进入。因此,只有对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文言词汇语义成分进行分析梳理,从历史文献中探求语素与词形成发展的脉络,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分析现代汉语复合词的结构、意义以及理据。     

孔子的"文言"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研究孔子的言辞思想更容易接近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文言”是孔子言辞思想的核心概念,它对内容上的规范性与形式上的审美性的双重要求,使孔子的“文言”思想,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形式上可资借鉴的典范,同时,也在思想内容方面树立了“雅正”的尺度。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想,“文言”一词所包含的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意味,奠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文学思想政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诉求。     

古文万无灭亡之理——重评林纾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

面对新文学倡导者不断的批评与攻击,林纾进行了猛烈的还击,甚至是无情地影射与谩骂,以一种殉道者的坚定信念和使命感,力图拯救古文即将衰亡的命运.长期以来,林纾一直被视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而备受指责,因此,有必要对林纾的学术思想及其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重新进行认识与评价.     

文与言关系视角下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

探讨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应在文与言的关系中进行.从文言关系角度出发,汉字与拼音文字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在文字与语言互动的过程中,汉字与拼音文字对应语言分节点不同;从文字与语言的连接方式看,汉字与拼音文字存在理据性与任意性的差异;从“道”与“器”的关系来看,汉字重“器”更重“道”,而拼音文字重“器”.     

论明代中篇文言小说发展轨迹及特点

通过对明代中篇文言小说的梳理 ,可以看出 ,明代文言小说对各种文体的发展 ,尤其是白话人情小说的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信:文言小说的观念

“信”是文言小说的共同观念,并非是史家小说观念与文家小说观念的实质性区别。在文言小说的实践活动中,“信”一直成为作家的心理潜动而影响其创作活动。但是,“信”并不摈弃虚构,只不过采取了“取信”的叙事策略而达到了“信”与构想的巧妙重叠。     

复兴还是复辟——就“复兴文言”与毕耕老师商榷

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流语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提倡复兴文言是违反历史潮流和语言发展规律的,是行不通的语言割据。要对“白话文运动”进行修正和补救,为当代文学发展寻求切实可行的出路,关键不在于倡导复兴文言,而应大力倡导白话创作,完善以白话为主体的现代汉语,盲目倡导复兴文言则只能走向违背历史潮流的文言复辟。     

从传统到现代的衍变——文言白话转型论

汉语特有的发展特点,造成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书面语中的文言因其脱离口语而日益向"雅"与"保守性"方向发展。语言发展的趋势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文言与白话的转变,是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重大变动,这一文白转型,表面上看似汉语内部的一种语言选择与嬗变,实际上是关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民族思维言说方式的一种质变。     

中国文言小说理论论纲

关于文言小说的理论论述言皆琐碎,尚缺系统梳理与总结。本文在文言小说本质的理论——文言小说的观念和体制特征;文言小说创作的理论——文言小说传录与休闲、摭实与虚构的关系;文言小说价值的理论——文言小说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三个方面置喙述及,并见文言小说的理论体系。     

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当代反思——以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中心探讨语言革新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汉语的反思热潮。在反思过程中,既有中肯、客观的评价,同时也有许多激烈的否定之声。本文旨在摒弃偏见,避免妄下论断,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前因出发,在展现正反两个阵营发出多重声音的同时,探讨种种影响及决定五四白话文运动成败的因素,展示语言革新过程的非直线性特征,进而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流派论

文言小说在清代康乾时期,由于蒲松龄与纪昀小说的终极影响,而形成双峰对峙、又群峰拱卫的格局;在相互争鸣中,文言小说流派轮廓凸显,可称之为藻绘派与尚质派,而非拟晋与拟唐;两派在作家生态、小说寄托与小说风格上皆有明显差异。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与史传传统

对于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鲁迅而言,其选用文言与白话交杂的艺术处理手法,正是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因为史传叙事的实录品格,鲁迅才在写作<狂人日记>时选用了中国古典小说模式的文言小序,给读者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达到一种"写实"的意图.而鲁迅之所以在文言小序中化用史传叙事,是由其对小说的功用的理解所决定的.     

关于古白话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古白话是与文言相对的一种古代汉语书面形式。江蓝生等学者认为,古白话的起源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大量涌现为契机。我们在此基础上对古白话的起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认为古白话书面语虽然出现于东汉,但古白话口语却早于此而存在。东汉译经的需要与纸张的普遍使用相结合,使古白话书面语于公元2世纪中期应运而生。     

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文言到白话看“三言”作品中的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他与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已被公认为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通过对“三言”中的神仙道化小说的阐释,折射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冯梦龙通过对神仙道化小说的内容及形式有意识的改写,在满足听众趣味心理的同时,还传达出道教宣扬神仙的法力以及道教降妖除怪的宗教关怀。     

文言，魂兮归来

文言和白话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两种语言形式。由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从而导致了文言文的最后终结,并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新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回顾与分析,提出了打破白话垄断的主张,倡导文言文的回归与复兴。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标题形式并非“仿话本”——略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

文章通过对宋元“说话”及话本标目形式和《青琐高议》《绿窗新话》文体性质的考辨,指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并非源于“说话”伎艺或话本的影响,而是部分文言小说集通俗化的产物,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