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四前期东西文化的论战——《东方杂志》为中心考察

《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刊,杜亚泉从1916年起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和调和的文章,与陈独秀进行论战,掀起长达三年的的争论.知识分子在这场论战中,在对东西文化认识上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

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     

20年休战期间的国际道德论战--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20年休战期间,现实主义学者同理想主义学派围绕着国际道德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论战主要涉及权力与道德的主从关系和国家能否与个人遵守相同的道德标准问题.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开始时占了上风,它标志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向趋向现实主义.这场论战只是贯穿整个20世纪国际道德论战的起点.     

梁漱溟文化哲学述评

当代新儒家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本文拟就近现代东西文化大论战的重要代表人物,开当代新儒家之先河的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作一评述。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     

读《东西均》札记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中间,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据说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挑起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过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因此这场同假设对手的论战,就只能以“批判”者暂时宣告自己的“胜利”而留痕哲史。在批判中,对于最初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古人方以智,也遭到株连,进行讨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批判始终存在着疑问,有些同志一直认为“合二而一”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不能研究的科学禁区。我认为,要研究“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就必须对方以智在《东西均》一书中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原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迷误者终误——回应邓晓芒先生,兼答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

邓晓芒先生<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一文,作为去年在<学海>杂志上与我们所进行的两个回合论战的继续,表现出了更大的迷误性.这种迷误性,通过邓先生无意或有心地忽略对方的回应从而表现出一种滑稽的乐观,及其仅仅着眼于论战的表现形式而将自己与对方加以完全悖谬的比拟,得到充分体现.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一文,则基于他们对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的理解而产生的假问题,认定这场论战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见解由于昧于儒家伦理论战的实际情况而不免流于浮浅.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玄论战”的二度超越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玄论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指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超越论战之两造,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原理,而且指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在更深刻更正确地回答那次论战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同时,弥补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缺陷,特别是扬弃了机械决定论的倾向,由此构成对"科玄论战"的二度超越,留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一笔值得珍视的哲学遗产.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与启示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荡、分裂和曲折,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论战打破了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对国际共运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思想,对于各国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积极意义.中苏论战给国际共运造成的消极影响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必须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能根据本国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更不能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从“科玄之战”看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发生了一场“科玄论战” ,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科学派与玄学派。玄学派以张君劢为主将 ,科学派的领衔人物则是丁文江。这场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 ,当时几乎所有具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都参加了这场论战。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一１９２３年２月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在讲演中 ,他列举了五条理由 ,得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结论 ,他说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 ,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 ,故科学无论如何发…     

曼海姆与霍克海默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新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战。这场论战起因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的新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曼海姆的新意识形态学说一诞生就遭到了人类学家海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W.Adorno)的批评。这场论战主要是在曼海姆和霍克海默之间展开的。了解他们之间的争论对于我们认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与文学社会的重新整合

发生在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震撼了当时台湾文坛。参战的百数十位作家、学者在几十个刊物上,发表了不下百万字的文章。如今,这场沸沸扬扬的论战已沉寂十几年,然而,台湾文学界对它的研究、反省仍未停止。80年代论战十周年时,台湾举行过大型的回顾座谈会;进入90年代,《中国时报》又以《走过70年代的文学标竿,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为题,组织讨论,希望“使重出土的‘乡土文学论战’能成为刺激台湾文坛往前迈进的良性     

"革命文学"论战与报刊的新旧之争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既是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也是新旧报刊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革命文学阵营对"新"的普遍追求和对"旧"的普遍厌弃,使得论战双方的立场差异往往表现为新日报刊之间的对峙.随着<大众文艺>等刊物纷纷刷新改版,报刊编辑、发行上的新陈代谢也反映出革命文学运动的逐渐展开和深入.     

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比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e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Crisis Govern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社会主义论战缘起再审视——地域、认同与形象构建的视角

张东荪一篇不到600字的时评何以会引发社会主义论战?之前的内地演讲所提示的地域与认同因素在论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进而言之,该论战的思想论争层面与社会、心态与认同层面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论战参与者社会位置、认同与言说的分析,上述问题当可得一合理解答。论战中思想论争的关键在于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张东荪以湖南与罗素为背景的评论,触发了离乡新知识分子内地认同与"世界民"心态和形象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发言以争夺代表内地的资格,并激辩中国在世界中位置与作用为主题。这一争论在一战后西方日益分裂的大背景下,提示着思想权势从美国向新俄的转移。既存研究所强调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更多体现在心态与认同层面,而非思想层面。     

陈序经与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引发了１９３４年广州文化论战。面对反对 者的诘难，陈序经等人以岭南大学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言论，进一步阐明了全盘西化的文 化观。这场论战反映了３０年代广州思想界的基本特点．并成为１９３５年全国性文化论战的 预演。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及其时代与思想背景

一、“科学的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从1923年2月到年底,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简称科玄论战)。论战在所谓“玄学派”与“科学派”之间展开.玄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绝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人生领域及人生观最终必然由自然规律和必然法则所决定和支配,也即必然由科学规律所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两论”与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

<正> “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丰碑,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书中批判的主要错误观点,阐述的基本哲学原理,与中国三十年代的哲学斗争、特别是新哲学论战,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两论与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的关系,将有助于利学地评价两论的历史地位。(一) 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是我国哲学领域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较量;爆发于1935年,1936年达到高潮(时人称这一年是“中国哲学界最热闹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