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也与魏埙、谷书堂两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刊载了王章耀、萨公强与魏(?)、谷书堂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同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的意见不仅由于对同一名词有不同的理解所引起,而且还反映了对争论的问题有原则性的分歧,所以我愿追随于诸同志之后,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以求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我完全同意王、萨二同志的结论,基本同意他们的论证,所以本文将尽可能避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的分析和论证。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我见——兼与陈振羽同志商榷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宏伟大厦的牢固基石,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则是它的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此争论较多,因此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陈振羽同志的《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一文,文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现撰写此文,旨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进行探讨,并就某些问题与陈振羽同志商榷,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决定价值量的作用上有不同看法,有的还认为只有到流通领域在实现过程中才能决定价值。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以及如何在实践中更有成效地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关系甚大,决非纯理论的争论,因此,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际工作者都非常关注。我在这里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和同志们商讨。一、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第二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我见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是指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文革”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曾开展过热烈的争论。近年来又旧事重提,争论再起。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有过明确的答案,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①(以下简称社会     

关于“民族考古学”形成的时间与因素诸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85年第4期容观敻同志《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对我于83年春与梁钊韬教授合写的《论“民族考古学”》提出不同的看法,细读《容文》(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容文》)觉得与之有些根本分歧。“民族考古学“在世界上形成较晚,对我国来说,这也是个新的学科。通过多次地探讨,不同观点进行交锋,无异,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民族考古学是有益的。现由我为文,     

谈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决定问题——兼与陈振羽同志商榷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经济学界是没有分歧的。但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产生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的价值量的决定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价值决定。陈振羽同志说:“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亦决定商品价值,这是曲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学说。”①对此,我不敢苟同。下面通过对商榷意见的分析,谈谈我的看法。     

试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定义

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好象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三十多年来,我国通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论著,凡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几乎都是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下的一般性的定义,而忽视了第三卷重新下的完备定义,因而从理论到实践造成了许多弊病。弄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正确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对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问题的终结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是人们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只存在“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由于这种强加给马克思的理论被不少人认可,导致了一些理论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应当还马克思理论的本来面目,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探寻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从三个角度论述了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的意义表明了社会对于特定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规模及其包含的价值量的实现量．     

理论界关于第二种涵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争论综述

关于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几次大规模讨论中,都涉及到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的有争论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开始了,但当时讨论的规模不大,问题也还未充分展开;到了六十年代初期,进入了第二次讨论,参加的人数大大增加,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较大进展;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就这个问题又展开了第三次讨论。经过这几次讨论,在第二种涵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现将讨论中几个主要问题的争论情况踪述如下:     

三条标准和判断姓“资”姓“社”——与吴树青同志商榷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段话,是整个南巡谈话的核心,对推动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对邓小平同志全部南巡谈话精神理解的关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我们尊敬的前辈学者吴树青同志在最近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对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邓小平同     

“断简残篇”、普列汉诺夫及其它——与刘梦溪同志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问题

在当前文艺界普遍要求加强文艺理论工作的呼声中,读到刘梦溪同志《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载《文学评论》杂志一九八○年第一期),的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痛切地揭露了我们文艺学研究的落后状态,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习气,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鼓励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与胡寄窗教授商榷

写作这篇文章,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读了胡寄窗教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存在两种含义》一文(载于《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下面简称胡文),觉得胡文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的否定过于轻率,尤其否定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几点看法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为了能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有必要对这些看法加以分析。其二,关于哪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问题之所以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是由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导致理论界的意见不能统一;因而也想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就教于胡教授及对此有研究的其它同志。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作者是林子力同志。他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的所谓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他说:“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恰恰正是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生前批判过的形而上学”,并且“陷入了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官倒”问题讨论综述

当前,“官倒”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现将有关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官倒”的概念一种意见认为,“官倒”是手握一定权力的党政机关人员以牟利为目的的违法经济行为。一种意见认为,“官倒”是在“搞活经济和商品流通”的幌子下,党政机关竞相开办各类公司,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弊端,专门捣腾影响民众生活的紧俏消费品和关系企业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从中牟取暴利以营私。又一种意见认为,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即“官倒”。其中直接负贡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就是“官倒爷”。理由是:从事商业经营的企事业都是     

湖北大学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

七月下旬以来,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校的哲学系或教研室,都举行丁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題的讨论会。讨论中,一般都认为杨献珍同志宣扬的“合二而一”论是和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根本对立的,是反馬克思主义的矛盾融合论。但是,有的学校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見,说明还有深入开展讨论的必要。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关于“家庭本质”问题讨论综述

家庭的本质问题,是家庭社会学中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几年来国内外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现将我国关于家庭本质的几种意见     

关于“深入生活”问题的讨论情况

自从查志华的《对“深入生活”这个口号的再认识》(《上海文学》1980年11期)发表以来,不少报刊对此展开了讨论,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种是查文的观点,认为:“作家要深入生活这个口号本身并无多少包容性和概括性,并不触及任何文艺创作中的内在规律”。这个口号不仅在实际运用上是弊多利少,就是口号本身也是不准确、不严密的”。“‘深入生活’一开始提出时,就带有明显的质的规定性,那就是特指深人工农兵生活”,这对于“革命战争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关于“复杂性格”问题讨论述评

近年来,在文艺理论界,有关文艺作品如何塑造“复杂性格”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复杂性格”能否作为一条普遍适用的原理、审美价值的尺度能否应用于典型塑造。讨论展开以来,各类大小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达50多篇。争论也从评论具体作品人物,上升到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为了帮助人们了解、把握这场讨论的概况及意义,本文试就问题提出的背景、原因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次简略的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