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王阳明心学哲学立场新探

阳明哲学的理论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涵盖了理学的方方面面,高妙至极。古今学人均有以"是内而非外"、"重内遗外"或"完全转向内向性"等论断来界定阳明哲学立场的,本文以探索学习和对阳明哲学加深了解的态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阳明学是以"合内外"为其哲学旨归的。     

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通过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观念论在认识论和学说宗旨上的亲近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阳明后学的宗教学转向。     

心学补遗：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及学术价值

学界长期以来对心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以陆象山为代表的金溪心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心学(合称"陆王心学")的研究,而忽视了以陈白沙为代表的江门心学,突出表现是江门心学有何理论特色,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回答。其实,江门心学以"学贵知疑""学贵自得""内外合一""学宗自然"和"因诗写道"为基本的理论特色,其中,"内外合一"特色表现在工夫论域,就是以"心事合一"或"即心即物"为主要内涵的"学无内外"工夫论。这种工夫论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工夫论的扬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表明:江门心学是一个独立的心学流派;江门心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     

李材的“知止”思想及其定位

面对阳明后学所造成的"玄虚""情识"之弊,心性问题成为晚明儒者的核心关切。李材立足于《大学》的"知止"观念,将阳明学内向体证的工夫直接贯彻到"性体"这一向内追究的逻辑终点,同时尝试从人伦日用中识认性体,反对将知止工夫局限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以便与佛老的心性工夫划清界限。李材对心性之间内在张力的自觉,体现了他对朱子、阳明两种理论分殊和弊端的反思,最终指向对于儒家心性和秩序关系的思考。     

“不作好恶”与阳明心学有无相合特质

王阳明心学体现为有无相合的性质,包括以有合无、无中生有两方面.“不作好恶”是理解王阳明有无相合心学特质的重要观念.“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这三层惠涵无不关联并指向着王阳明有无相合的哲学理想:心之本体无有作好作恶指示出“无中生有”的学间;不作好恶的工夫指示出“以有合无”的思想;情顺万物的境界也就是即有即无的圆融境界.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阳明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之学,又称阳明心学或阳明良知学,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习近平主席对王阳明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非常重视,他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要求要深入挖掘、整理、弘扬和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鼓励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和智慧,立志成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永恒!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正——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

在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王阳明早期著名弟子徐爱曾追随王阳明先生到达过贵州龙场,是故徐爱有一次明确无误的"黔中之行"。依据多种相关证据考察认为,徐爱"黔中之行"的观点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通过考证,追寻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原因在于钱德洪编撰《王阳明年谱》时,将正德四年王阳明与席书在贵阳始论学和正德九年徐爱与黄绾等在南京论学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人们产生了迷惑和误解;而主观方面在于后人读书马虎,不假思索,不加质疑,仅根据钱德洪的编撰就认定徐爱必然有一次"黔中之行"而作了主观臆断。对徐爱"黔中之行"的追问和考证,有助于辨正和澄清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错误,可以为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一定作用。     

王阳明与禅

王阳明一生重视"只手之声"的公案。以此为引,可见王阳明与诸禅师于公案之解的关系,说明阳明与禅甚深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禅佛教(禅宗)对王阳明的影响以及他从佛所得用于教学开示后学的过程。另外,从阳明频游佛寺、参禅问道、寻仙访道、惑溺老庄后又脱离佛老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揭示了阳明悟出的"究意宗旨"之"致良知"与禅的关系。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的工夫入路，而不仅仅是一般人达到道德境界以后的工夫。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差别，我们才能对阳明的《大学》诠释以及四句教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     

从同化到自闭——论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因应

厘清湛若水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关系,对把握明代学术史十分重要.湛、王二人虽称好友,但讲学不契,互致批评.阳明逝后,湛若水把批评矛头指向其后学,尔后迫于形势,一改直接批评的做法,向阳明后学发出了"大同"号召,然实质是基于"吾道兼全"的信念企图强人同己,其得不到阳明学者响应几乎是注定的.出于强烈的门户意识,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满怀戒备,不仅本人谢绝参加,还示意门人不可前往.在阳明后学活跃的嘉靖中后期,湛若水的这种因应使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思想学术界的边缘.晚年甘泉频出"撤座"、"闭口"之词,并非他故作矫情,而是他遭遇讲学危机真实心态的反映.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先生的阳明学

耿宁先生的阳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现象学的阳明学解释新路。在此现象学的阳明学解释道路上,除了耿宁先生展示出来的以"心的现象"为核心话题的现象学心学的路向,还可能有一个不同的、以"性的现象"为核心话题的现象学性学的路向,而这个现象学性学的基本概念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出发,对耿宁先生关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解释发出了一问。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