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劳动要素再配置效应检验——以天津市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激发"结构红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基于动态偏离份额模型的分析,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内部增长效应,对天津产业结构变动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劳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较小,原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较强。要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改革当前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以释放结构红利。     

中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迁效应研究——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分析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借助结构变迁效应进行研究和阐释。文章使用Shift-share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实证检验了2000-2016年间中国省际旅游业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其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结构红利假说"角度阐释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2000-2016年我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增长效应。现阶段,我国旅游业"结构红利"和"结构负利"并存,需要进一步提升"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中国旅游业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潜力。     

民族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溢出效应与特征研究

构建包含适应性预期的动态两部门模型,以民族地区为对象,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和特征。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升两部门经济总量的直接方式以及影响农业部门弹性的间接方式对农业发展产生溢出效应;分阶段来看,2008年以前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溢出效应不显著,2008年以后溢出效应则不断提升;分区域来看,山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溢出效应低于非山区,但其生产性服务业对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推动效果则高于非山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拓展供销合作社功能、强化制度支撑,可以解决民族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资本错配等问题对提升溢出效应造成的约束。     

金融资源错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研究

金融资源错配不仅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对技术进步的方向产生影响。金融资源错配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导致金融资源错配,进而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另一方面,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金融资源错配致使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产生三种宏观经济效应: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有必要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缓解这三种宏观经济效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构的动因、制约及路径选择

我国现有农地金融制度的欠缺,已经成为农业投资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瓶颈”约束,进而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产生影响。本文以农地金融制度构建为核心,就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动因、存在的障碍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路径建议。     

从河南省行业视角看要素错配与ATFP潜在增长

基于含中间投入规模报酬不变C-D总产出生产函数构建要素错配测度理论及要素配置优化对总全要素生产率ATFP潜在增长的影响框架，利用河南省投入产出表及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02-2017年三次产业间资本和劳动要素错配及要素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2002-2017年资本及劳动在第一产业投入过多且错配均未明显改善，在第二产业均投入不足且错配均有较大改善；第三产业资本投入偏多且错配程度逐年下降并接近无错配水平、劳动投入持续不足且错配未明显改善；资本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贡献呈倒W形，劳动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贡献呈W形；2015-2017年劳动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贡献高于资本且差距渐增。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金融机构信贷期限结构长期化与企业融资以短期为主,映射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应对行为,理论上会通过风险承担和风险规避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反两种影响。利用2004—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投融资期限错配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关系在企业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信息不透明程度高、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投融资期限错配通过增强管理者风险规避程度(提高管理者短视主义)和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挤出创新投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排除非线性效应和行业的年度趋势的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其他经济后果表现为对有形资产的偏向性配置。总之,应从供需两端发力,将提高金融机构中长期资金供给水平和公司现代化治理能力,作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劳动力配置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配置扭曲被认为是抑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中背后的机制还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包含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可就劳动力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模型的分析结构表明,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扭曲会抑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并阻碍经济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同时通过这一作用机制也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了检验这一机制,基于1985—2015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力配置扭曲确实抑制了经济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型,并通过这一中介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方式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之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是成立。     

中间投入视角下的区域资源错配研究——来自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大国经济体中,资源错配已成为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只关注初始投入而忽略中间投入的两要素资源错配核算框架,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生产率的高估。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能源这一中间投入的通用部分切入,实证考察能源投入利用如何影响区域资源错配,研究结果显示：（1）纳入中间投入的三因素核算框架,可显著改善资源错配的高估问题。（2）中国资源错配问题集中于资本要素,能源类中间投入对区域资源错配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效率层面上,能源效率可降低资本、劳动力、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程度;在数量层面上,能源缺口、能源损失加剧了劳动力和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但未对资本错配产生明确影响。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非农转移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重要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从劳动效率差别角度解释了这一特征,从理论上得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两阶段特征。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了不同年龄段农村劳动力在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四个时期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数量,验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阶段特征：在劳动力转移初期,中青年劳动力流出农业,老年劳动力难以流出;在劳动力转移后期,中青年劳动力开始回流农业,老年劳动力从农业流出。研究结论表明,不同年龄结构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仍存在配置红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有助于加快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挖掘不同年龄劳动力再配置红利,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中国要素配置与人力资本错配效应的分行业测算分析

中国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模式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关键是在结构性存量调整和结构性改革变迁的宏观战略中、在解决要素错配过程中纠正人力资本错配。利用中国2004—2017年19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劳动力质量指数测度细分行业人力资本存量,演绎Aoki生产函数核算框架测算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方向和演进趋势,并分解研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错配程度整体改善且呈结构性变化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传统服务业人力资本配置普遍不足,生产性服务业人力资本稀缺和过剩并存,公共服务业凸显人力资本配置过度;分解研究得出:要素配置效率是TFP增长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新常态转型期面临新的“配置瓶颈”。     

论产业结构后发优势的内涵及其实现机理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能否实现，归根到底在于产业结构能否成功转型。从后发优势的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具有潜在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具有释放资源再配置潜力的“落后优势”，另一方面是选择发展路径方面的“后发展优势”。产业结构后发优势作为“全要素后发优势系统”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技术、制度后发优势利用和叠加的结果。因此，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加快制度改革，发展中国家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走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的经济学思考

建国以后,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曲折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要素配置规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八十年代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其效果都因是否遵循生产力要素配置规律而明显不同。回顾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违背生产力要素的配置规律,是造成我国农业长期落后和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及由此带来的破坏生产力要素配置规律的种种因素仍在起作用。     

中国土地资源错配、效益损失与政策启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依据资源错配理论和C-D生产函数,构建土地资源错配及其效益损失测度模型,并对中国1996-2015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及其效益损失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996-2015年中国农用地修正错配率由24.02%下降到4.64%,建设用地错配率由198.08%降至13.18%;中国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效益损失先降低后上升,2015年达23 982.84亿元,年均损失率为1.98%;中国土地资源空间错配效益损失率由14.33%下降为11.62%,但效益损失由4 652.30亿元增加到35 441.05亿元;在部门错配类型上,西部表现为农地非农化损失,东部和中部先后由农地非农化损失转变为农地农用损失,拐点为2001年、2013年,在空间错配类型上,东部表现为短缺错配、中西部为过度错配。由此得出：中国土地资源短缺错配和过度错配并存,中西部土地错配程度较高,但效益损失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和效益损失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由于部门和空间收益差存在,错配效益损失值仍在增加;调整土地资源部门和空间配置量、缩小部门和地区土地边际产出效益差异是纠正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本路径。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 ——基于理论与实证统一框架下的分析

劳动力结构调整滞后情况下,厘清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现状是破解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长期保持劳动生产率差距之疑问的关键.笔者通过建立一个包括现代农业部门在内的托达罗扩展模型,将二元土地制度和农村信贷约束纳入其中,从理论上构建符合中国特征化事实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考察刘易斯转折的现状、区间及拐点,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中介效应分析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前土地制度安排和资本要素均对劳动力转移有较为显著的直接作用,并通过该路径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的是,前者对劳动力转移表现为抑制效应,后者则可显著促进劳动力转移,但该间接效应仅占总效应的7.7％.因此,引入现代农业部门实现土地、资本要素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结构收敛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