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CH类模型的国际粮价波动规律研究

粮价的波动最终会给一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风险。了解国际粮价的波动特征有助于采取相应的措施稳定粮价,避免粮价波动的国际传导对国内粮食市场进而对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建立ARCH类模型,分析各类粮食国际价格的波动规律。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国际粮价波动存在明显的集族性;外部冲击对国际粮价波动具有持久性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不存在高风险高粮价的特征;国际粮价波动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而且粮价上涨的信息引发的粮价波动要大于粮价下降的信息引发的波动。     

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前沿的时变溢出指数方法,将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等四种粮食产品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多个维度考察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关系,并量化分析影响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市场是国际粮价波动溢出的净接受方,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价波动的平均溢出效应为22.11%,显著高于国内粮价波动对国际粮价波动溢出的7.84%;国内各品种粮食价格受到国际粮价波动的直接溢出效应较大,间接溢出效应较小,其中,大豆受到国际粮价波动的溢出效应最大,高达38.64%,其次为玉米,小麦和大米受到溢出效应较小,但各粮食品种均是国际粮价波动溢出的净接受方;粮食进出口、国际粮食供需基本面及价格支持政策是影响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的关键因素。     

国际粮价波动与我国粮食 供给的动态关系研究

对于国际粮价波动的冲击,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出较缓慢的正向响应,粮食进口则表现为从负向响应转为正向响应,并逐渐收敛趋于平稳;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对进口量的变动具有较大贡献;长期来看,我国粮食进口量对生产变动的贡献率较大,而生产对进口量变动的贡献率较小。因此,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深入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提升粮食增产潜力以及促进粮食产业链协同发展将成为稳定中国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     

清乾隆明黄色朝袍形制与龙纹工艺研究

本文在对复原清乾隆明黄色朝袍过程进行记录与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史料记录、实物图片、复原过程三个方面,对于清乾隆明黄色朝袍进行分析研究,重点解析了朝袍形制、朝袍色彩及朝袍中龙纹相对应的工艺。其中详细分析了缂丝工艺中的本缂丝、绒缂丝、雕镂缂丝三种缂丝类型以及刺绣工艺中的平金绣、抢鳞绣、叠鳞绣、套鳞绣四种特殊针法。     

简析民国初期(1912-1927)大学内部治理

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共同构成教育史.从教育思想、制度与教育活动层面,尽最大可能还原并分析民国初期的大学内部治理状况,重点考察了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南洋公学等公立大学与复旦大学、北京朝阳大学等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在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系统代表了南方与北方、公立与私立大学的不同办学特色.通过对其内部治理思想、制度和实践的梳理,以期完善当前中国大学的内部治理,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广东物价波动短期计量分析(1986～1992年)

本文主要基于月度统计的有限指标,研究广东省近年来价格短期波动问题。对影响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的诸多因数,以及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联系作了讨论。作者提出一个短期物价关系式,并给出了该关系式的计量结果。     

“松控”与“自治”:论民国初期(1912-1927年)大学与政府关系

民国初期(1912-1927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复杂纷乱的时局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通过立法、任命校长等方式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并拨款支持高校办学.高校的内部事务则由高校“自治”,政府“松控”,从而在政府与高校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高校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观今鉴古,研究当时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对推进当今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热河考》玉册(清乾隆三十三年 传世品)

乾隆御制《热河考》写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热河,即武列水,是滦河的支流,流经河北承德。玉册,又叫玉策、谥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上图为现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热河考》玉册,共五片,每片纵24.7厘米,横12.2厘米,锦函包装,系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摹乾隆帝御制文,选取墨玉材质,单面浅刻填金而成。首面刻云龙飞腾于寿山福海之上,两龙之间隶书"御笔热河考",以长方形双金框框起。第二面至第五面刻行书"热河考"。玉册首刻阴文长方印"游六艺圃",文末钤阳文圆印"乾"、阴文方印"隆"、阴文     

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化(1843-1862年)

以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为标志,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场划时代的沧桑之变随之启动,它的策源地是在被划入英租界的外滩。1844年初外滩已率先跨出了传统农村社会的门坎,到了1862年前后,伴随着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的历史阵痛,上海的租界地区已从江南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剥离,草创了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化城区。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转型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中国的经济周期也在发生着变化。正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采集了1978～2007年的21个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采用HP滤波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特别是1992年以后经济周期波动的事实。结果表明,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了新的特征。     

中国近代前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在近代前期,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经过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变革程式,其道路的探索基本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虽然未能及身而成,但却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     

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害

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有四个基本特点 ,长期、频繁、深重和普遍的自然灾害给该地区的民众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 ,并成为捻军起义的直接和基本原因之一。     

近代早期英国个人主义的成长与核心家庭的兴起

17至18世纪期间不仅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时期，而且在这种经济中，财富和成就都必须个人化，从而为资本化提供手段和动力。社会变革的步调也紧随其后，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则成为这种变化最直接的指示剂。生物、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和性的变化，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为社会个体尤其是传统的弱势群体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创造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情感需求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也成为现代自我意识的肇始。因此，个人主义的兴起被视为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此时英国上层社会中流行的情感式个人主义不仅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宗教道德对人性及家庭的束缚，也在社会中引领了一种新的风尚。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农”政策的转轨与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农”政策实现了历史性转轨与突破：所有制结构上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突破；经营制度上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突破；农业结构上向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突破；政策走向上向农业、农民、农村协调发展的突破；分配制度上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突破。     

《麽经布洛陀》与华南珠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麽经布洛陀》与稻作农业史研究之一

壮族及其同源的布依、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始居民。《麽经布洛陀》是壮族麽教经文，其内容涉及稻谷种子的来源、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骆田与骆人、野牛驯养、石犁的使用与牛耕的出现、采集农业向稻作农业过渡、水稻种植时令及耕作制度的形成、早期的稻作农业祭祀等远古时代华南珠江流域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的有关问题。文章认为，从神话学的意义说，黄帝是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神，炎帝是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神，而布洛陀则是华南珠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神，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巨流，主要是由这三大农业文明汇集而成的。     

曹魏淮河流域屯田论述

淮河流域是曹魏屯田的发源地,也是曹魏屯田集中分布的地区.作者在深入考察淮河流域屯区分布形势的基础上,阐述了淮河流域屯田对曹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郡县经济的复兴、加强东南边防的历史作用,分析了淮河流域屯区在整个曹魏屯田制度建设中的地位,着重论述了在建安初年郡县不能正常发挥其经济职能的情况下,淮河流域民屯为曹魏政权经济命脉之所系及其对于支持曹操逐鹿中原的特殊作用.     

20世纪30年代湖北汉江流域的农业改良

1931年和1935年的两次特大水灾,使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村经济遭受空前破坏。为扭转农业日趋萧条的局面,在国内工商界和农业院校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政府在汉江流域修复水利设施、推广优良品种、建立合作组织、整顿田赋积弊,这一系列农业改良措施,使处于困境中的汉江流域农村经济得到短暂的恢复,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论建国初期的冬学运动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在建国初期的农村,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共卓有成效地运用冬学这一载体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并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事先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展开,必须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回应和引领,必须注重综合运用多种传播载体和平台等。这些经验无疑可以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