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公司+农户”是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最主要的组织方式,对我国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提高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的组织程度,加快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把农民组织到合作中介组织中,与公司进行交易,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二是农民合作组织自身发展壮大为龙头企业,形成“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政府不仅要支持龙头企业,更要在合法性、资金融通和税收等方面支持农民的合作事业。     

农民合作社发展：社会资本与合作参与——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

农民合作社是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有效载体,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乱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江西省3家不同组建模式的合作社深入调研,分别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制度规范3个社会资本因素的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样态特征及其对合作行为和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汲取和传播信息资源的关键渠道;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持续的基础;制度规范是引导和约束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健全制度规范,提高信任水平以促进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助推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与增加农民收益的有效组织形式.但在农业大省的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一项来自江西省9个地级市40多个自然村189个农户的入户调查表明,农民对于合作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烈的需求,而合作思想及知识的普及、具备领导能力的带头人、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政府和社区力量的支持和合作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条件.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大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选择,而且更是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本文以大连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根据对大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从组织发展速度、产业分布、区域布局以及服务形式等几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些政策性建议。     

基于政府引导的德庆县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

德庆县政府以推动农业标准化、农产品品牌化，完善农资配送体系，优化农村金融服务等手段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基于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定位，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予以资金扶助与科教资助等基本经验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     

通过农民合作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逻辑关系与政策建议——以河南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农户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农村发展落后。农民合作与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生产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国内外实践证明,合作社是实现农户脱贫、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载体,通过农民合作发展现代农业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根本途径。调查发现:欠发达农村地区合作资源条件相当贫乏,若要实现可持续脱贫,政府必须持续强力介入。政府应在人才支持上派出组织者,在资金支持上切实加大扶持力度,在管理上设置政府监督机构,担当起主导者、扶持者、监督者的多重角色。     

专业合作社填补上海农业产业链的“缺环”

28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在填补以往上海农业“公司 农户”式产业链中“缺少的环节”。据最新统计,上海全市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280多家,注册资金1.55亿元,入社社员达到8.5万人。据研究人员顾吾浩说,以往“公司 农户”式的农业产业化路子,存在一个重要的缺环,就是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缺少一个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使得农民与公司之间缺少“对等的地位”,也缺乏共同的“市场语言”,在公司与农民利益出现分歧时,农民必然成为弱势的一方。上海农民合作社的办社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利益共享、风险共…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

“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生产手段和农业技术体系的现代化,而且是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过程。现阶段,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长机理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调查

实地调查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组织不规范、发展封闭性与市场脆弱性等缺陷。要克服其发展缺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对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外则嵌入农业产业价值链中,逐步形成能够产生价值、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健康成长和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要强化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外要协调好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促进四川退耕农民可持续增收

在退耕还林各项政策既定的条件下,要保证退耕还林成果不反弹,关键是要保证退耕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在四川,可以通过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林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加强退耕农户自身的“造血”功能,以保证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合作与中国农民合作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     

晋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机制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已成为农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联结生产与市场、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晋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根据一定的原则,构建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机制。     

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城乡一体化

为了把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联结成为有机的统一整体,提高农业的市场集中度,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成为自强自立的产业,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客观上要求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必须有新的突破,这就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我国家庭承包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体制问题,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衔接问题。而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助于提高农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与经济实力,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以及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多一体化转变。     

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的加快和农民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加剧,农民互助合作的愿望日益增强。2003年,农业部推出了100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单位,本文选取其中3家有代表性的合作组织加以分析。分析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框架,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结构、行为和绩效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启示,并针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性功能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为其成员提供生产服务的经济性自组织。其传统的、基本的功能就是生产服务功能。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功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扩展和创新。突出表现为由过去单一的生产服务功能为核心向以市场服务为核心的多功能的扩展和转换。文章拟对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具有的市场服务功能、增收益贫功能、权益维护和政治参与功能、产业化推进功能等拓展和创新性功能进行理论与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社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性解析

我国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农民处于离散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自我整合能力较差,分散的农户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一大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促成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但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合作社之间绝非单向度的关联关系,而是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合作社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实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合作社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为其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奠定了人才基础,缓解了资金压力,优化了法制环境。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大势所趋。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形式,在市场化及国际化下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企业与农户之间缺乏利益联结的载体,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难以分享到农产品产后环节的利益。因此,现阶段必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关键在于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此要深刻认识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加快合作经济的立法并且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     

参与式技术发展中农民间的合作

技术转移、人力资本开发、社会资本培育和改善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水平,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目标。参与式技术发展遵循“过程论”思想,从研究问题的选择到技术方案的实施,均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本地化及农民自身与环境的对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参与为其主要方式。以农民与科研人员合作引进、开发适宜性技术为案例,采用文字表述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多方面分析参与式技术发展中的农民合作意愿与行为,从不同角度探讨农民间的合作对农业技术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参与式技术发展为农民提供了相互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提高了农民参与技术发展的热情,加强了相互间交流的频率,增进了农民的相互间合作意愿;农民间的合作促进了技术信息在农民间的流动,提高了技术传播效率,增强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农民的人力资本得到开发、社会资本得到加强。     

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分析——以陕西省948个猕猴桃种植户为例

农民科技培训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对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模型,探讨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是否寻求合作社科技支持、采用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行为、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和政府惠农政策对培训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除了以往学者研究的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资本特征外,农民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