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从文化扶贫到文化精准扶贫:近三十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研究述评

我国关于文化扶贫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一般性文化扶贫的研究到对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的过程。文章对学界关于文化扶贫及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状况及主要观点从内涵、意义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论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内容与途径

扶贫先扶智,面向贫困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需要相应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行动。当前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存在规模大、数量多,科技与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较落后,人力资源开发滞后,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差距较大等多方面问题。适应精准扶贫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包括面向贫困农村人口的智能开发、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精神与劳动态度培养、身心健康教育、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引导等。精准扶贫应注重形成全面布局与总体规划机制、内容与实施统筹推进机制以及组织与投入机制。推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包括强化基础教育发展、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健全开发配套机制。     

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过去的扶贫模式大多依赖财政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环境,金融方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并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行为心理的改变,尤其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等很容易被忽视。而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贫穷有与其相应的行为特质,扶贫应该且必须考虑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基于此,本文借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特质,结合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阐述了金融扶贫的正负效应,研究认为: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托行为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机制设置,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精准扶贫的实践 ——基于布尔迪厄实践逻辑理论

我国的扶贫开发长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种“漫灌输血”式粗放扶贫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久性。通过对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资本、习性、场域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基于资本、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安徽省无为县指导开展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实践,即精准扶贫实践=(贫困户资本×贫困户习性)+相关场域,为精准扶贫实践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反对称热流边界条件下双弥散多孔介质内对流传热研究

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视角,运用“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分析产业精准扶贫中政府、扶贫企业和贫困农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产业选择合理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开发盈利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发展嵌入性与挤出性之间的冲突。应当从明确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产权整合规则、提高社会嵌入程度和完善法律解决机制等方面化解剩余控制权冲突,以降低扶贫产业开发风险,减少扶贫产业开发的交易成本,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工作能力,促进产业精准扶贫质量的提升。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策略思考

大小凉山是四川省四大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需要集中人力物力重点攻克的“关键战役”区域。受该地区的扶贫现状和存在的不利条件影响,相关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定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现实约束：一是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精准定位约束、扶贫产业精准定位约束、扶贫资金利用效率约束的现实约束,二是地理位置限制,三是教育资源匮乏。在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精确扶贫对象及范围、建设民生保障工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引进高素质人才、完善扶贫项目审核、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多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布局,提高大小凉山地区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大小凉山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否借由精准扶贫政策得到解决,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决定着我国整体扶贫脱贫工作的成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循证实践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应用

肇始于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方法因其科学性与有效性,经过多年发展已渗透到诸多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后,其边际效益逐渐下降。由于循证实践方法与精准扶贫的精神相契合,故将精准扶贫引入循证实践框架进行研究。结合循证实践的一般原则与程序,对循证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理论设计,并对将循证实践方法在当前基层精准扶贫实践中应用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循证实践方法有助于提升扶贫工作精准度,为保证精准减贫攻坚阶段的减贫效果提供了新的科学工具,是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手段的创新。最后提出积极构建精准扶贫数据库、制定有关精准扶贫领域的证据标准、重视贫困人口意愿与价值,构建专门扶贫人才队伍,赋予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扶贫方法创新空间等手段推进循证实践方法在基层精准扶贫中的应用。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