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经验”对当前小说创作的参照——重说一种被淡化了的创作理论

何为“柳青经验”,我以为从文学创作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来观照,要点有三。一是文学与革命的结合,二是文学与生活的结合,三是人物塑造上的独特的典型化方法。三点集其根本,互为鼎立,构成独特的“柳青经验”。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是“柳青经验”之魂。作家首先成其为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革命人”。然后才能作出为之服务的“革命人”。鲁迅先生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他认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他强调了“至少”,那么至多呢,在我看来就是倾身倾力于革命了。的确,纵观柳青四十二年的创作,其作品量并不很多,然而他却极孚众望,读者群诵,其秘诀就在于“至少”以达到至多。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王统照早期的创作与翻译--互文性对话探究

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应推王统照。他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这时期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他早期（1921-1924）的翻译文学与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从俄罗斯、东欧等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王统照确立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从对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中形成了“爱”和“美”的理念,用此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其创作的问题作品,大都可以找到其与外国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本研究表明,王统照的创作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等,都是通过借鉴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     

自然主义与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受自然主义文学观影响,张资平注重从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角度观察、挖掘人的"自然性",强调人的生物本能,大胆展示赤裸裸的人性,尤其是人的动物性及性欲对人类生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追求真实自然、客观展示,反对人为的"典型化"及过分的人工技巧与雕琢,强调描写的"精细与准确",力求通过自然的描绘,表现具有生命活力、血肉丰满的真实的人.对于自然主义文学观念、表现手法的自觉借鉴使张资平的创作呈现出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风貌.     

武汉作家近期创作纵论

武汉作家的小说创作，近年来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而引人关注，因此，研究并分析武汉文坛目前的文学现状，认真地总结作家的创作得失，是当前武汉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家创作实绩和创作特性的综合梳理与评论，来呈现近期武汉作家创作的总体趋势和价值取向。     

张爱玲早期创作发生之“气场”

作家的创作与特定的“气场”结构相关。将张爱玲早期创作“气场”分为家庭、战争、动荡社会、情感、文学生态环境，进而说明张爱玲创作发生的诸般复杂因素。文章运用“发生学”原理解密张爱玲早期创作的认识相关结构，指明“气场”对作家创作个性、风格特征的形成起了怎样的作用。     

鲁迅论小说创作与批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及其他

小说是当今诸种文学作品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体裁之一.鲁迅不仅对中外小说有极深入研究,而且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是鲁迅的一篇"创作谈".据此梳理、总结其关于创作准备、创作动机和目的、创作过程中的典型化和民族特色以及小说批评等方面的论述,对于推动当今文学创作和评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

10月27日，为期一月的“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在国博圆满闭幕，此次展览系统回顾了王蒙60年的创作生涯，共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边风景”、“创作是一种燃烧”、“大块文章”和“接纳大干世界”等五部分。分别展示了王蒙的创作历程和作为作家、文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精彩人生。     

曹丕的文学价值论及其创作动力论性质

曹丕从经国治世之功用和个体生命之存在的角度考察文学价值,提出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既可经国治世,又可使个体生命延续永恒。这种巨大价值使文学创作能满足作家的超越性需要,从而构成了作家创作的巨大动力。     

知青作家创作立场的演变与分化

知青作家的创作,最初与“文革”后中国文学的主流保持高度一致。随着创作的深入,不少知青作家开始从自身的经验中超脱出来,注意到了更具普遍性的人性人生,逐渐由单一的知青立场向民族文化立场和民间立场转移,创作开始走向分化和多元化。     

巴山作家群文化品牌化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代代巴山作家不断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已形成了“巴山作家群”文学派,并初步奠定了文坛地位。巴山作家群的文化意义发掘很有必要,其文化品牌化的过程是作家、评论家、文学受众、政府与研究机构等广泛长期推广与生产的过程。以巴山作家群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对已成名的巴山作家作品再升华,新的巴山作家作品不断创作,巴山作家作品文化品牌创造三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得出实现巴山作家群文化品牌化的高效路径与方法。     

“新写实”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嬗变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世俗化的新“写实主义”,疏离政治,视点下移,使现实主义文学从崇高跌落到世俗,以凡俗众生为叙述主体,选择下层百姓的世俗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展示人们的琐碎生活和生存烦恼,还原了生活原生态。“新写实”小说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社会转型期的嬗变,表现出从典型化转向世俗化价值取向,以作家主观情感的隐匿,颠覆了被长期奉为经典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瞿秋白早期创作与俄罗斯文学

该文以瞿秋白早期文学创作活动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认为瞿秋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时 ,显示了人格的矛盾 ,一方面他注重外在的行动 ,另一方面却迷恋托尔斯泰主义。瞿秋白在具体创作中 ,借用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表现方法进行文体实验 ,在“五四”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论读者参与小说创作的几种表现形式

为让小说文本的内涵增值,作家们创造了“留白”、“续写”、“改写”、“第二人称叙述”、“结局的开放性”、“整体象征和隐喻法”、“无装订和可链接”和“接龙与互文创作”等多种让读者参与小说创作的表现形式。让读者参与文本创作的努力折射出作者与读者关系日趋平等,也体现出作家“从人出发并回归到人”的创作意识的升华。     

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谁来记忆今天——与剧作家白雪生的对话

主持人语：白雪生是当代辽宁作家里的“杂家”,创作体裁、范围非常广泛：涉及话剧、广播剧、电视剧剧本创作,辞赋创作,歌词创作,散文创作;兼及文学评论和民俗研究。创作题材也相当广泛：历史的、现实的,同时也是各种体裁文学创作获奖专业户。涉猎之广、范围之杂,也属于当代辽宁作家里的“另类”。他的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呈显着历史的厚重与斑斓、挽携着时代的韵律与风流的风格特征。话剧《张鸣岐》反映现实,电视评书《辽沈战役》书写历史,诗词歌赋表达风土人情与个人情怀,这些都凝聚着作者的“文学介入现实”创作观念。一个作家不仅要关注、思考历史与传统,更要关注、参与现实与民生,这是白雪生创作的原动力,也是其作品的文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