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滋长蔓延的政治腐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剧烈变化的社会分层、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问题。政治稳定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相关论述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为维护和推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我们应确保政党的执政权威,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实施渐进的改革战略;坚决遏制政治性腐败,消除威胁稳定的隐患;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有序地吸纳政治参与。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塞缪尔·P·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变量并指出了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他认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性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亨延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中阐述的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与农村——读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源泉.为保持政治稳定,除了应不断完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农村的作用,完善基层民主,扩大政治参与.有些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对于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新阶层的政治参与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社会新阶层有序合理的政治参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必须探索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机制,扩大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层面,才能化解他们在政治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可能产生的矛盾,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拓展民主党派的组织基础和增强利益表达功能,拓宽政治协商的途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来实现新阶层的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与公民参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政治学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扩大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政党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通过政党参与政治是公民参政的重要形式 ,它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 :政党沟通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政党充当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过滤层”,把公民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党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 ,发挥政党的参政功能 ,是扩大政治参与和保持政治稳定的最佳选择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妥善处理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亨廷顿就这一课题提出了富于政策含义的理论分析框架 。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现代化途中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 家在政治的制度化、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平衡方面将会陷入左 右为难的窘境。本文把亨廷顿的论述概括为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亨廷顿悖论”,认为这 一悖论必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所解构,但其“政策含义”对于预见、防止和解决 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而出现的某些失衡问题,特别是对于政治稳定政策的设计,具有积极的 借鉴意义。     

我国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研究

在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力量"的影响下,我国的中间阶层形成了三种演化路径,即从事公共事业、依附于体制存在的中间阶层,市场不断完善和成熟而培育的中间阶层和第三方力量介入引起利益配置畸形化而诱发的中间阶层。从事公共事业、依附于体制存在的中间阶层推动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将资源公平公正地配置到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和各个群体中去,并负责执行过程的监管和执行结果的审查,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即努力实现本集团、本单位甚至家庭和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至少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或边缘化,积极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探索将改革的愿望和诉求变为可操作性实践的途径,通过法律允许的、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呼吁唤起政府对社会矛盾的关切和回应,以达到改革社会现状的目的。市场不断完善和成熟而培育的中间阶层有两种政治取向:一种是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表现出强烈的热情,急于改变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另一种则习惯于政治上的依附性,对政治漠不关心,甚至刻意疏离政治。第三方力量介入引起利益配置畸形化而诱发的中间阶层,政治倾向上趋向保守,唯恐纵深领域的社会改革将"原罪"揭开或者违法行径被查,社会财富、地位和声望尽失,因而竭尽全力规避被清查的风险,并努力使非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分析他们的形成历程、特点以及政治取向,以期从微观的视角探析具有异质性、复杂性特质的我国中间阶层在政治上的表征。     

巴西新中产阶级对左翼政党支持减弱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左翼政治势力在掌握拉丁美洲多国执政权十多年后,逐渐显现出衰弱趋势,该现象在巴西尤其显著。同时,21世纪前十年里拉美地区中间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巴西以收入划分的中间阶层已占全部人口的近一半。该阶层在巴西被称为"新中产阶级",在反对左翼政府的游行示威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们投给左翼政党的选票也逐渐减少。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向上流动受益于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的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但他们却在近几年里转变了对左翼政府的支持。理解新中产阶级的特征及其政治倾向,有助于从社会支持基础的角度理解巴西近年来的政治形势变化。巴西新中产阶级依然存在的经济脆弱性使其重视工作和自力更生的意义,由此更偏好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此外,原有社会网络的维持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受家庭主义、熟人网络和福音派教会的深刻影响,重视私人利益且不关心公共福祉,由此加剧对政府社会福利项目的反感。     

中西方的中产阶级理论比较及启示

我国在十六大中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与西方的中产阶级是否为同一概念呢?理论界对此没有统一的说法。中产阶级原意上是指介于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在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的纵向流动过程中形成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才是合理的，     

论我国新阶层的政治参与

新阶层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阶层政治参与在意识和欲望、能力、效果方面有自己的特征,同时也面临各种问题,新阶层必须从思想、组织、政治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促进该阶层实现政治参与。     

政治资源与政治发展

政治资源是政治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消耗政治资源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资源配置的过程；政治资源的配置影响政治稳定；政治资源的不同配置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形态。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协商性政治的历史与逻辑

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性政治,并形成人民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相关联,经历了奠基、初兴、一度失衡、再到重构的历史过程.协商性政治逻辑上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协商制度独具的政治权能,有助于完善政治制度体系、拓展政治参与渠道、调节政治关系、整合政治意识.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应该继续发挥政治协商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政治文明与政治改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范畴 ,客观地蕴涵着应当正确地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问题。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权威产生的合理性、运行的合理性以及与人民关系的合理性。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赖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法治化和公开化、政治高效化和清廉化。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建设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可更加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何实现政治和谐是我们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目前的政治关系状况来看,我国的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政企关系等还不是很和谐,人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比较低,这已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促进政治和谐和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政治资源:政治发展的内在基石

政治资源是政治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消耗政治资源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资源配置的过程;政治资源的配置影响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形态。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     

论政治稳定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其发展状况对该国的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理性而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盲目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造成政治体系的动荡。因此,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安定局面,需要做到:一、加强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二、提高我国公民的民主政治素质;三、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四、塑造公民良好的政治参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