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的地方政府职责

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导力量,承担着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统筹规划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协调责任",要求地方政府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组织规范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助力构建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但地方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政府能力发展与履行主体责任的有机融合.     

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态环境往往不能与之相协调，以至出现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生态振兴、做到生态宜居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特别是事关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农村创新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挑战、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它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路径探析

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为重要抓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题中之义?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归属?乡村振 兴是农民主体地位的现实指向?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时代之需、实践之需、理论之需? 推动农民主体地位实现既要重视乡村 组织振兴?又要强调农民主体权利的保障?既要引导农民树立主体意识?又要重视农民主体能力的提升和人才振兴? 既要重 视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持续发展?又要践行乡村生态理念和培育文明乡风? 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和目的出发?以农民、农 村、农业为核心和本质?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始终以农村、农业为载体?力求科学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农民教育培训与乡村振兴战略契合关系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区为例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例,从规模、结构、层次、规格等4个维度分析了农民教育培训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契合关系。延庆区多年来积累了农民教育培训的丰富经验,推进了都市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文明和社区治理的发展,提升了乡土人才的层次和规格,但存在人才存量不足,结构短缺,人才层次和规格需要进一步提升等问题。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人才战略,应推进政府统筹规划、完善多主体有效参与、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工程、强化农民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细化教育培训分类,以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农业农村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考察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广泛、深度参与乡村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总结基本经验,为有效发挥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关键节点,划分为动员农民自愿参与、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参与、缴纳“一税两费”全面参与、贯彻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参与、探索农民主体参与等5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农民主体地位,统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村建设投入、重视农民意愿,把“三农”发展放在乡村建设首位、重视结果导向。在未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中,应加强党的领导、稳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把向地位,合理引导农民参与、逐步夯实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强化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目标管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生态治理在价值理念、行为主体、技术支撑、生态产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系统困境。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突破困境,从以绿色理念引领农村生态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五个维度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理念、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的生态化转型,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尽早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新时代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路径,是农村经济工作的总抓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针对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乡土文化断裂、乡村治理无序、城乡差距悬殊的发展现状,加快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动乡土文化复兴,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解除后顾之忧,铺就文明底色,筑牢政治堡垒,提供制度供给。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具备双重门槛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位于第一门槛值(2.916 1)和第二门槛值(5.735 7)之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弱,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8年,全国有8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其中有6个为东部沿海省份。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大各地区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有效提升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差别的普惠金融策略,提升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相应体制机制;第四,建立智能化风控体系,构建普惠金融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