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问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论地方保护主义的含义

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政府经济行为 ,它的真正主体是地方政府 ,其本质特征是对中央政令的违背。所以 ,我们认为地方保护主义是违背中央政令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动因探析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再分配,是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区别于中央集权的路径选择。其在我国的实行受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内部没有清晰界定纵向间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本文即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从内外因两个方面重点对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地方分权改革的动因进行详实的论述。     

中古时期民间救灾综论

在我国中古时期,除了政府救灾措施之外,民间的救灾活动也开始日趋频繁,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在地方宗族大姓、宗教团体、市场都参与了救灾,并起到了救济灾民,稳定地方社会,弥补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古代救灾方式社会化、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活动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倡导与鼓励。但中古时期的民间救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职责同构”批判

“职责同构”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间关系总特征的一个理论概括,而且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政府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有着多方面的表现,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体制性原因。只有打破职责同构,合理调整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才有可能使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和理顺条块关系等工作同步推进。要在打破职责同构的基础上,倡导建立伙伴型政府间关系,科学规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全面推动政府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组织机制

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现象,即名实分离与名实相符并存。这一现象是基层政府在不同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农业产业培育政策的目标靶向范围不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压力型体制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即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与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所塑造的组织运行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行动策略有很大差别。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下府际合作关系存在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上下级政府围绕农业产业培育目标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受到政策绩效没有与主政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政策目标与当地的现实条件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不会积极去创新农业产业政策。另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所造的组织情境影响着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效果。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授予了基层政府创新政策的自主空间。此外,中央到地方政府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基层政府也促使其不得不采取与其他主体合作的方式推进政策实施。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既定政策目标完成任务即可,倾向于追求稳定的...     

论中央调控下的地方政府间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阻隔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央通过专项政策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维护地方政府间合作秩序,并通过人事变动为地方政府间合作创造条件.但是中央通过政策、法规、人事调整等方式调控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不足.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利用政治动机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加强中央仲裁地方政府间争议的能力,避免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地方政府间合作持续、稳定的有效途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党政关系的比较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付诸实践。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中央层级与地方层级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央层级以党统政,地方层级党政分立。本文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层级党政关系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两者之间的三大差异：从以党统政到党政分立;党政间制度联系渠道的从有到无;从党权至上到党权虚化。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应急资源区域协同动员中地方政府合作的博弈研究

区域协同动员是当前及未来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合作在区域协同动员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应急资源区域协同动员特征基础上,分析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协调博弈模型的选择问题;研究仅有两个地方政府参与时,跨区域应急资源动员中政府间合作的关键要素和动力条件;构建跨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对称协调博弈结构模型,分析在无约束机制以及有约束机制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选择策略。认为:影响地方政府间开展合作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地方政府选择合作带来的净收益;二是中央（上级）政府的影响;三是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基础。     

农民政治参与的滞后与创新——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

从制度变迁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会发现其变迁缓慢,缺乏制度创新。政治的发展是个多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以及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都存在拉锯式的博弈。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就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创新,激发农民的政治活力。     

我国纵向府际关系法治化实证研究——基于14个省、直辖市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国社会进入高速转型期后,纵向府际关系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态势.从现状分析和改革研究的角度来看,规范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纵向府际关系调整和发展的趋势.规范化要求树立法律在纵向府际关系调整中的权威,以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模式取代主要依靠政策调整的模式;民主化要求肯定地方的正当利益,建立地方诉求表达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科学化要求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完善地方政府层级设置和行政区划制度.在此基础上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确保纵向府际关系在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     

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模式问题研究

环境问题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外溢性特征，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合作治理。随着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实践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出现持久性、典范性、类型化的发展趋向，模式化特点日益显现。本文依据中央政策推动、中央与地方双向推动，以及非正式制度推动下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生成过程，划分出京津冀地区政策主导型、太湖流域双向联合型、黄河金三角地区功能互动型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本模式。三种模式各具特色，体现出不同的适用性，将其合理应用在不同区域，必将互相支撑，共同推进我国环境治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省、市、县乡级纵向财政不平衡的实证研究

对1994～2005年的省、市、县乡政府纵向财政不平衡和财政缺口的实证分析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各级财政都处于纵向不平衡状态。相比较而言,行政级别越低的政府纵向财政缺口越大,省级政府纵向财政不平衡度有缩小趋势,而基层政府纵向财政不平衡度有扩大趋势。要矫正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纵向财政不平衡、不合理状态,一方面要从法律层次上规范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另一方面要彻底改革现行不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起一种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