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

本文论述了熊十力先生的"体用不二"的基本思想,先简单介绍熊十力先的生平及走上哲学的独特之路.然后具体分析"体"、"用"的基本含义及"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体用关系,和"翕辟成变"的思想,及其体用观面临的难题.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加深了理解.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朱子太极思想发微

陈荣捷曾与日本学者辩论太极观念对于朱子理论体系是否为不可无,本文呼应、接续了陈文。文章首先分析了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说,提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其次,作者考察了朱子太极思想与邵雍、张载的关联,指出《易学启蒙》明显采用了邵雍之说,论文还分析了朱子关于太极是气的一条语录,指出其与张载对《易传》"参两"思想阐释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旨在加深对于朱子太极思想来源复杂性的认识。     

正余的吞吐成环及双向开掘——论方以智的体用观及其创新

在方以智的体用观中,余是体,正是用,并且二者可以互换,即"体用互余",这是对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与"体用不二"的继承与创新。体用互余始于"一分二",终于"二合一",中间经历交、对、反、克、生、代、错、综、弥、纶,包括反对六象十错综。体用互余的重要创新点还体现在吞吐与成环,以生生为基础:如鹅笼喻,以无声无臭之影为体,以覆帱持载之形为用,影吞形,形又吞影;如仁树喻,仁体生树用,树用又生仁体。吞吐与成环还可从"三"来讲:显冒、费均为用,密冒、隐均为体,方以智引入统冒、中均、公因、绝待等第三个概念,弥合体用之间的断裂,实现三冒、三均的吞吐合一。体用叠加"有""无",有体用超越至无体用,无体用又返回有体用。体用双向开掘:体向几、故等形上学发展,引发根本因的追问,追问生生之体;用导向致用,体现为实学精神。这两个方向代表了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发展水平的高度:前者以发掘本体的根本因为目的,预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路;后者在明清实学思潮中独树一帜,是融合了阳明学之"无"所呈现的"即无而有"之实学,是"无用"与"致用"的融合。     

试论船山思想中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船山对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阐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内容上要求一章一意。二、音律上讲求声情。三、诗与乐互为体用,互为表里。从内容到音律,再到两者的相通性,船山认为"诗乐一体"具有合理性。这也是船山整体辩证法思想的体现,虽然两者之间也可以存在排斥、分立,但最终是统一的。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王船山天人之辨与体用思想探微

体用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核心面貌。而重新发现天人之辨无疑是明末清初儒者们借助于阳明心学的体用思想向先秦回归的重要环节。王船山天人之辨的核心要义是人须当明了其知识的限度与可能,强调的是整全之体本身不可能被知识完全把握,并通过"体本无体"与"体用相生"的结构,既保证儒家由天而来的价值基础不会动摇,同时又不会让人妄与天同,走上异端或心学狂禅之路。     

从体用之辨看老、庄政治思想的差异性

就立学根本而言,老、庄皆宗道法自然,并进而皆主无为而治和反复之道,皆批判道德的"坠落"与观念、制度的异化。然而,由于在体用、本末关系上有着不同的侧重或取向,遂引发了二者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分歧:老子因重抱本、守虚,致使其无为有"不为"之嫌,其所谓天下之治也流于"小国寡民"式的虚无;庄子则尚致命、尽情,其政治思想既展现了体用一如、本末一贯的精神,也彰显了万物各尽其性、王者拢聚天下的"充实性"。     

王弼"体用论"述真

"体用论"起自何人,宋以后有很大争议;现代学者都很重视王弼体用观在体用论发展史中的地位.而实际上,王弼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体用"范畴,他从来没有把"体用"放置在与"本末"、"母子"两对范畴相同的高度上,更不要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高过"本末"、"母子"的本体论范畴.王弼的"体"不是"无",而是"无"和"有"相结合的产物;"用"则分别与"无"和"有"有着复杂的关系.体用论发展至魏晋之后分成两条路径,而王弼的体用观正是这两条道路形成期的一个重要路标.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湛若水“体用浑一”思想纲要

湛若水作为白沙高足,继起于岭南,在程朱学与陆学之外另辟蹊径,建立起以"体用浑一"为学术宗旨的新道学体系.他以"体用浑一"论来阐发"万物一体"的思想,提出了以"随处体认天理"论为核心观点的功夫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解决了道学理论与实践、本体与功夫接洽融合的问题.     

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体用类型是指由名词引申出动词或形容词,这是汉语词义引申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过去未能揭示出这种类型,是它被概括在其它类型之中。它的提出,得到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与传统词义研究理论的启发。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流行的"词类活用"说其"本用"与"活用"的关系很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体""用"的联系上。近20多年来,围绕汉语词义演变所作的理论研究,有一些是对词的非理性意义的关注,它们与汉语词义引申的理论不处在同一个平面。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胡风与《文心雕龙》

胡风文论与<文心雕龙>都受到传统整体思维的影响和制约,具体体现为创作论上的"天人合一",作家论上的"内圣外王"和文艺本体论与功用论上的"体用合一".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实理与体用：朱子体用观再思

体用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范畴之一,古来即充满争论。朱子之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理学家使用体用范畴之特色。如何全面理解朱子的体用论,涉及佛教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从此出发,回到朱子思想内部的形上与形下之别,可以通贯的理解朱子的体用思想。朱子言说体用,从形上言,吸收佛教传统;从形下言,则继承中国固有之思想。但因为朱子坚持理为实理,故其从形上言之体用,也区别于佛教,而可吸收传统本根论的讲法。此外,无论从形上言还是形下言,朱子均坚持见在为体、发出为用的基本观点。     

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体用观

郑观应的体用观上承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下启维新派的体用合一 ,表现出极强的时代性。他的以“实用”为取舍标准的体用观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概念上 ,西体西用是“大用” ;两者关系上 ,体用合一 ;发展前景上 ,反省传统 ,融西学于中学 ,促生体用兼备的新“中学”。     

体用观视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知识体系框架及其理论实践意义

知识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体”与“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一对范畴,考证体用观的古代起源,梳理体用观的近代背离,有助于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脉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地位及其体用贯通、明体达用品格。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命名来说,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具有标志意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为这次工作布置会议提供了理论主旨框架。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思想材料,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由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文化安全、网络文化、文化润疆等核心概念构成的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框架之体,不仅要贯彻落实到实践工作之用中,而且要对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包括中国边疆学构成基础支撑。     

试论熊十力的体用观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本体论范畴。熊十力在批判总结儒释道各家体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特色、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体用不二”论。本文试图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体用不二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构架作一初步的探讨。     

“以美通善”与“美善合一”——康德与牟宗三审美地位说比较

康德与牟宗三的美学思想都具有明显的道德意识,但康德道德论的核心概念"自由意志"带有显著的公设性,使得美不必依附于善而成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桥梁,随着美的"独立性"在三大批判中的凸显和强调,美最终被定位为"以美通善"的媒介。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良知"是"体用不二"的本体,有着显著的呈现性,美也被纳入到"道德良知"的世界中而丧失了独立性,美在道德光辉的映衬下最终呈现为"美善合一"的样态。     

“空”“有”与“空性” ——以龙树《中论》第廿四品前六颂为例

对"空"与"有"范畴的把握,是正确理解般若经教及龙树菩萨中观学的要点和难点。中观学对于般若经教之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部派对于般若空义极端化的误解。因此,在考察"四谛"这一佛法基本义理的第廿四品之首,龙树菩萨即针对有部对空义的误解及其推论,提出著名的"二谛"说,为以中观理诠释四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展现有部、犊子部等部派佛教之四谛说的"人空法有"的"问题意识"中,去探索接受般若中观学空性观之际,所遭遇的与文殊法门类似的困难,从而明确了诸法以二谛圆融,即世俗因缘中的存在性与胜义实相中的空之间无碍、无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