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在明代文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多视域展开,表现为在诗论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曲论、词论及小说理论中也得到运用或阐说.这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盛兴.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及其对“左翼”文论的影响

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理解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无法排除的前见。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面对年轻的革命家宣扬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鲁迅与茅盾最初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从小培养起来的艺术直觉提出质疑,然后再为这种质疑寻找理论根据的;瞿秋白能够在指导左联工作时尊重文艺规律,并成为鲁迅的知音,进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以及在国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都是十分复杂的存在。前者影响后者的具体过程因此也就表现得极为复杂。但是,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由真安州建城窥明代对播州的改土归流

明代万历年间发生的平播之役结束了杨氏土司对播州地区长期的统治。在平播之役后明王朝为加强对播州地区的管理在黔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修府建州就成为改土归流中重要的环节。真安州作为原播州土司辖地,在改土归流后采取划州建治,兴建州府,变土官为流官。文章以真安州修城建州为背景,论述明王朝播州改土归流对黔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可上可下之才”——解读关汉卿明代史料的戏曲学价值

关汉卿的重要剧作和曲作都是通过明代人的整理与保存才得以流传至今。但明代人对关汉卿的评价并不高,这反映出明代戏曲观念与关汉卿作品之间的隔膜与差距,也从侧面显示出关汉卿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和超越性。     

对近期“历史真实性”原则新变的考察

“历史真实性”原则在近期发生了明显变化,再现历史真实不再成为历史小说创作追求的唯一目标;相反,艺术重构自由得到重视。历史真实概念的内部泛化及新历史主义理论与创作影响等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它有利于历史小说创作艺术审美的探索与新变,也使历史小说创作自然地融入到当代社会精神建构之中。     

“两个一致”是艺术真实之魂─—论巴金的艺术真实现

“两个一致”是巴金艺术真实观的总纲；人物塑造从生活出发往往就是从原型出发；“比较象活人”是衡量艺术典型真实与否的美学尺度；悲剧真实是巴金艺术真实的最高体现。     

对“真实电视”现象的认识

"真实电视"之所以成为"真实电视",赤裸裸的展示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主要的收视兴奋点甚至来自人性的弱点、阴暗面的揭露)是其核心理念,而这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价值观相去甚远,"真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抑或根本就是打着真实的幌子,给观众提供的仍然是一个通过剪辑、加工和选择的虚拟世界?要让观众在电视机前欣赏与分享别人人性中的丑恶,以看到别人受伤害为乐,这无疑是与讲求诚信、宽容、合作、和平共处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是相违背的,也不符合中国观众的收视心理.打着真实的幌子,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才是"真实电视"的真实面目."真实电视"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怎样在收视率与伦理性、娱乐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一种文化的平衡,这是国内电视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求于“真”归于“哗”——论夏衍的戏剧观

作为20世纪戏剧工作者的一员,夏衍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不仅强调剧作家要在"真实性与必然性"的原则下描写现实中自己熟悉、关心的人和事,还以激励全国人民投入现实斗争为目的,提出"艺术为抗战""艺术为人民"的宣言。在这种"真"与"哗"相统一的戏剧观的基础上,夏衍又提出了要建立一种民族的大众的新的戏剧形式。对夏衍戏剧观的认识不仅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的戏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当今戏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岩井美学”看日本人的传统美意识

提起"岩井美学",人们多是从岩井俊二作品的表现手法以及彰显个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两方面加以论述和分析,重点褒扬其反传统性的独特美。实际上,其作品在清新平淡的外表下,始终涌动着日本人所特有的情怀,充满日本传统的自然观和审美意识,在一种物我难分、情景交融的特殊氛围和优美意境中将人物的思想感情立体地表现出来,从而自然地完成了自然美到艺术美的升华。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以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为例

在今人以当代视角重构和转化经典传统文论的大环境下,许多"非经典"文论的理论价值也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即是其中一例。李说在当代受到关注的原因,主要是其在文学创作的审美功能和发生机制等方面的认知和发掘,与今人的研说方向相适应,而表述的理论化倾向,也贴近今人的表述习惯。本文希望通过对李说的分析,为讨论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现象,提供一份个案参考。     

知识自性论分析间对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失身”的反思

在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的病理和语言知识基础上,提出知识自性理论(包括意识存在、无意识存在、超意识存在);在符合论、融贯论、真理实用论,知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理论,先验和后验知识论等论域下,辨析和固定知识自性论的内涵;从知识自性论出发,检查并批驳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失身说”的不足:无视知识自性的流动性,是一种霸权知识论.     

形式化的困境——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思考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物欲的焦虑：明代中晚期笔记小说中“妖”物观念解读

明代中晚期笔记小说中屡见将人造之物冠以“妖”名的提法,诸如服妖、扇妖、墨妖等。此类“妖”物的说法,是时人借助古已有之的概念对新兴社会风俗的评说,同时也体现了中晚明以江南为中心地区物质文化繁荣的盛景。基于笔记小说写作的社会语境、文本语境和作者群体身份,此类对于“妖”物的聚焦,从思想史的领域考察风俗变迁,揭示中晚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物质对象、金钱和购买的态度,尤可窥视儒学之士在社会转型之际对物质消费风俗的焦虑心态。     

以“美”之名——谈对“美”的认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静心考览,不难洞见:美无处不存,俨然一种生活态度,无声无息间静静影响着生活,沁润着我们的点滴细节。人们对美的不懈追求和动情演绎渊源已久,使得美逐渐演变为一门学问——美学。美是一种感受和心理体验,亦或和谐与默契的暧昧缠绵,但凡予人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