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城乡家庭: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的家庭结构转型

工业化与就近城市化、小农村社体制与家庭伦理共同型塑了城郊农村半城半乡的城乡家庭形态,即子代进城安居,父代留村务农。区别于新三代家庭结构,城乡家庭具有家庭结构弹性化、代际关系和谐化与家庭权力平等化等特点,并通过家庭责任的"双轨化"分配与选择性资源整合实现父家庭与子家庭的协调发展。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J村是成都平原城乡深度融合的代表,文章基于职业维度将J村村民划分为十大阶层,发现J村阶层结构呈现出以往农村中没有的“梯形”形态,这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数据分析表明,J村村民收入差距较为悬殊,不同阶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阶层代内流动强,代际传递作用弱,与全国农村阶层相比较,J村阶层结构更合理。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促使J村阶层结构开始变迁,在改革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政策牵引和市场环境的拉动作用,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集体动能和村民个体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促成J村社会阶层结构良性变迁。文章首次提出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可能丰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形态。     

权威缺位与策略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教养问题研究

家庭教育不仅是主体及资源问题,也是权力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子代之所以难教,关键在于家庭教育权威的缺位。研究发现,新三代家庭结构很难培育教育权威。其中,子代外出的代际分工结构使合法性权威难以在场,教育出现权力真空;分权式的家庭权力结构使教育权力很难集中,代际配合困难。农民家庭因此出现了易养难教型、教养混乱型和有养无教型三种家庭教育类型。面对问题,农民家庭调整了教养策略。通过父辈授权、祖辈让权形成了“严祖慈母”和“台前幕后”两种新模式。也有家庭通过权力转移放弃了家庭教育,使家庭沦为有养无教的荒地。     

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家庭结构非但没有核心化,反而倾向于回归传统。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目标,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了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组成了新联合家庭。在此家庭结构下,实现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聚集,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彻底城市化的目标。新联合家庭体现了家庭在面对城市化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成为中国渐进城市化的发展型结构和支撑力量。     

殊途与同归：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以30名农民工的务工经商生活史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从生命历程视角观照了新老两代农民工自外出务工、城城(乡)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社会结构及机会结构下,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依循着年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依社会角色变化而进行反思性自我定位的行动过程。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具有相似的生命轨迹,家庭角色的转变型塑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禀赋差异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虽具有更多城市性和现代性,其融入意愿也发生了代际转变,但因其面对的机会结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其社会融入仍具有代际传承性。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FDI影响中国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机理探讨:产业结构变迁视角

文章基于生产函数和拉格朗日方程理论相关模型,推导出了一个新的多元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机理.随后,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以中国23个城市群样本划分中国城市群整体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比较其中的差异,得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基本一致.通过研究发现,就中国城市群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     

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研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开始,并以改革开放为界,经历了自发和自觉两个阶段,其发展过程呈现出先被动后主动、劳动力职业的转换快于地域的集中、政策效益大于市场效益、地区间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不协调的特征。在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并总结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化水平,探讨其差距及发展趋势,以期为研究制订城市化战略提供依据。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探寻

主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和障碍 ,拟出一些对策方法。其中主要有关于城市化进程阶段性目标的制订 ,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及农村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对策措施。     

中国“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耦合性研究

城市化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所构成的复杂运行系统,其内在要素的耦合性程度高低对于城市化的正常运转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对“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综合测度及耦合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基本呈现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运行格局;其经济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东部地区为主,人口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西部地区为主;我国的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及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总体均处于耦合性的拮抗阶段,但就空间分布来看,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呈现为多数省区处于拮抗阶段、少数省区处于低水平耦合和磨合阶段的发展状态;而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却全部位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抗阶段。     

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城镇化发展的方略也各不相同。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中,在质量、城镇化率、统计方法和规模结构等方面问题突出。应制定符合省情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提高城镇化质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辽宁省城镇化道路研究

辽宁省城镇化呈现出城镇化率较高但增长速度缓慢、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特征,“十二五”将是辽宁省城镇化突破瓶颈进入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城镇化道路内涵为基础,对辽宁省城镇化道路进行分析。辽宁省城镇化应选择与工业化同步适度发展模式,采用在城市反哺农村基础上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选择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的城镇规模结构,选择集中与网络相结合的空间布局,运用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实现机制,走多样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实现道路。     

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研究

目前 ,关于城市化水平的研究只把人口城市化作为唯一的测度指标 ,这种做法不免有些片面。本文提出了全面评价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模型 ,并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     

城镇化的绿色路径与生态指向

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聚集,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关于城镇化的深入探究必须紧密联系工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由于分工深化和高加工度,在资源利用效率水平提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却大幅地增加了物质资源的绝对消耗量和消耗速率。因此,中国必须走绿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绿色城镇化发展既要求技术方式的改变和调整,更要求包括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在内的全面系统性变革;现阶段应该重点推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绿色升级,并尽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这次城镇化,为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机遇。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高级纲领和目标应该是建设生态城市。绿色城镇化发展将成为最终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工程。     

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以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为例

城镇化实质就是农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的综合性社会变迁过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城市扩张的表现和结果,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独特内涵和特殊意义.通过对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的调查,描述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过程及其被边缘化的现象,初步分析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提出近郊村落城镇化水平需要依据经济结构的非农化水平、入居环境的城镇化程度、居民身份的转变情况、基层管理的转换状况、社会保障的享有水平等核心指标进行度量.比较而言,不同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进展与水平呈现出一系列共同性,但也存在着众多差异.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在特定意义上就是“去农化”和“趋城化”2个方面的结合,根据“去农化”和“趋城化”的状况,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可以分为“脱离农业的村庄”和“留存乡村因子的城镇社区”2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