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析

"重刑轻民"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点。"重刑轻民"不仅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典的刑事化,在司法方面表现为刑法的刑罚化和民法的刑罚化,而且还在律学上表现出了律学的刑名化。本文在阐述"重刑轻民"表现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了一定的探讨。虽然法治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但"重刑轻民"的传统对我们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重刑轻民"进行研究。     

唐代涉外民事法律初探

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关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不很发达,尤其是有关涉外民事法规更少。唐代是我国封建法律颇为成熟的时期,从现存的中外典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唐代涉外立法的逐步完善,为解决涉外法律冲突,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      

浅论中国古代法的刑治主义及其成因

在中国古代法律观念里，法与刑通用，法即是刑。法、刑、律主要指刑法，中国历朝法典都具有重刑轻民的特点，主要的法典也都是刑法典。即便民事法规也具有浓厚的泛刑法倾向，刑罚是最主要的法律制裁手段。刑治主义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性恶论的哲学观、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形态等几个方面。     

以民事追偿补强我国刑事反腐败制度

刑罚虽然对惩治腐败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腐败犯罪依然猖獗,主要原因是我国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和现实制度设计及司法习惯.民事措施可以有效补强刑事措施的不足,通过刑民互济,民事公益诉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等具体举措能够完善我国刑民结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释义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至清末修律为止 ,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 ,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 ,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 ,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在客观上 ,传统法律文化又表现为法典编纂和皇帝诏敕及案例并为法之渊源 ,制定法与判例法互用 ,国家法与习惯法并存 ;在司法上 ,重刑轻民 ,程序法不发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 ,显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1 中国社会宗法家族制度是法产生的基础 ,而西方形成个人本位、法律与伦理相分离的渊源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色彩浓郁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是在宗教精神的笼罩下发展起来的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集体为本位 ,西方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基本理念 ;4 中国古代法等级观念渗透始终 ,而西方法平等观一以贯之 ;5 中国法律文化是混合法 ,并代表了现今法律文化的趋同倾向。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近代中国诉讼制度形成的日本法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中国诉讼制度是以日本法为媒介,引入和仿效大陆法系诉讼而完成的。这种不可忽视的日本诉讼法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观念理论上,程序和实体、民事和刑事相分离,律师辩护及诸多法律术语等的日本引入;二是在法律规范上,修律参照系及民、刑诉讼法典等的日本仿效。     

析“更名民日黔首”

本文首先根据文献和地下发掘资料证明,“黔首”是战国后期流行于秦地的一种称呼,它表示了一个地位较低的至少失去部分人身自由的社会阶层。然后考察了商鞅至秦始皇时期秦国的治民政策,认为,商鞅治民政策有两个基本方面,对秦民是酷苛的“弱民”、“制民”政策,对境外移居秦国的移民则是较优惠的“徕民”政策;这种政策获得很大成功,使秦国强盛并最后兼并六国;统一以后的秦统治者不仅未及时调整政策,反而将战国后期治理秦民的政策推广到所有新统治地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这就是“更名民曰黔首”的基本背景和内容;变本加厉持续执行战时对待秦民的治民政策,是秦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     

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之贯彻与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是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特殊法律规定是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法律保障.但我国“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内容并不明确;“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还没有上升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高度;民族地区司法人员理论水平较低,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理解不够.有些司法人员缺乏法治观念,重刑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各地司法机关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标准不一.为此,应增强少数民族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推进民族刑事政策领域的创新;加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刑事政策法律化,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     

《唐律》“诸法合体”说质疑

“诸法合体”是人们冠诸《唐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认为:《唐律》“以刑法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民事、婚姻、继承以及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此说流行中外,影响极大,被学界肯定为《唐律》(扩而大之是封建的“中华法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刑法典,《唐律》规定的只有刑事法律规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将民事、婚姻、行政、诉讼等法律规范“合为一体”这种内容范围及形式结构方面的落后性。     

《宋刑统》其书与宋代礼法

《宋刑统》一书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 ,足证赵宋承袭唐制 ;《宋刑统》不是《唐律疏议》的简单翻版 ;由《宋刑统》增加而为《唐律疏议》所无的文字 ,可知宋朝礼法不完全等同于唐代礼法     

从市场运行机制看经济法的形成

市场运行机制需要制度保障。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民商法是保障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垄断、外部性和社会分配不公正等经济和社会问题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经济法就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本身的痼疾而出现的法律部门。     

对中国当代性法律之再探讨——与李银河先生商榷

法律对性行为的调节不仅仅是刑法中的三条规定,涉性的法律贯穿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等法律中,国家行为与风俗、道德等共同干涉性行为是不会被改变的,改变的只会是干涉的方式.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调节与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分析

遵循价值规律调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政府间接的宏观调控又是弥补市场失灵、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看,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价值规律调节的基础地位及政府宏观调控仍具必要性。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把握并处理好价值规律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研讨如何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人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习江泽民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

在江泽民的人才观中,人才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至关重要.江泽民不仅高瞻远瞩地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而且深刻论述了人才与科技、教育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充分揭示了知识经济对人才开发提出的新要求,把对人才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论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的民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国家负有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责任。受教育权目前还不是民事权利,但平等地位的第三人侵害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构成违反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民事侵权,受害人有权获得民法救济,具体的救济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更换监护人等。     

从政府机关起诉学生家长谈我国未成年人法律缺陷

《刑法》和《民法通则》以外的未成年人法律和相关法规缺乏操作性,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应该克服为立法而立法的倾向,通过完善未成年人法律的程序制度,提高未成年人法律的适用性和保护功能。     

连云港会展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以信息流、物质流、技术流为主体的流量经济的规模与流速,而会展经济正为这些要素的迅速聚集与疏散提供了作用的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服务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会展经济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深入分析连云港市会展经济发展能力、水平、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连云港市发展会展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期对连云港市发展会展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     

循环经济法：期待被开启的生态“安全阀”

循环经济在我国提出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和内在理论根源,其特有的生态安全价值在现代应当被予以更多的重视,结合国内外循环经济的法律保障机制考察,提出循环经济法的本土研究路径、关联政策导向和循环经济法本体、财政税收、产业宏观调控三大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