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旗舰”战略是深化国资重组制高点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国资委成立之初就提出,要围绕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推进中央企业的调整重组。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央企数目已经从196家,缩减至目前的168家。仅在2005年,国资委就完成了9组18家中央企业的联合重组。“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时要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在去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通过调整重组,形成80-100家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今年“两会”后李荣融接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提出,未来国有经济将向四个方向集中。     

监管独立性、市场化进程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基于2003~2012年国企高管职位变更的数据

国企高管职位晋升机制是国企高管激励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执行效果直接影响激励效力。本文手工整理了2003~2012年中央与各级地方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及党委书记离任后的去向及升降数据,并基于各级国资委对所辖国企高管绩效考核的规定,首次探究了国企高管职位晋升评价机制的执行效果及其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央企高管晋升依赖业绩表现及个人能力;而地方省属和市县级国企高管在政治锦标赛的约束下,依赖非业绩的政治关系资源或政策性负担的承担而获得晋升,晋升评价机制在央企和地方国企被差异化执行,即监管独立性影响晋升机制的执行效果。此外,相较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相对有效执行。     

权责调整:“大部制”改革中面临的新课题

2008年推行的"大部制"是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新尝试,对行政领导来说更是一个新课题."大部制"把一些职能相近或相关的部门整合为一个综合性的部门,使其具有更为广泛的职能.实行"大部制"有利于集中和整合资源,减少职能交叉,克服部门本位主义;有利于行政协调,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加强宏观调控.在这场改革中,行政领导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其权责的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大部制"改革的进程.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盈利水平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巩固其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制造业国有控股企业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混改)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并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产收益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影响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杠杆率两条作用路径实现。在隶属层级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时,本文发现地方国企混改的效果优于央企。     

公有制的本质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格局正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发生改变。2007年央企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结束了国有企业多年来只交税收不交利润的历史。作为全民共同所有的国有企业,公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国有企业应该向其所有者——全体人民进行分红。但是"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制度框架依然是我国现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格局,国企红利分配收益仍然不能为全体公民所共享。因此,我们应该确定"全民分红"的国企红利改革方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增进全民分红的稳步推进。本文主要对公有制本质的基本认识进行了理论陈述,进从公有制本质的角度来阐述国有企业利润进行全民分配的必要性,最后对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分红的改革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     

增长取向的适应性调整:对地方政府行为演变的一种理论解释

以增长为取向的适应性调整是20多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演变的基本轨迹。其中,业绩评价与激励的制度设计确立了增长取向的主线。不确定的体制转轨环境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实现增长取向上的持续性调整,经营企业、经营城市与经营园区就是这种适应性调整的阶段性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地方政府行为的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的变化,适应性调整作为一种策略可能不会改变,但增长取向将会发生以协调发展为取向的调整。     

地方国资改革的上海实践

国企重镇上海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个提出地方国资改革方案的城市。2013年12月17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简称＂上海国资改革20条＂）,改革方案涉及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搭建、股权激励扩容等20条细则。这标志着,体量上仅次于央企国资系统的上海国资,在经过五年前的改革后开始启动深层改革。     

中国钢轨首铺美国国土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正式启动。“编制的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随着编制的完成，央企将开始向其出资人上缴收益。”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编制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久前在国资监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此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已经开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工作。     

一个国资大省的改革碎步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是山东省最早呼吁并践行股权多元化的国企老总,他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同行格力电器的改革动向。2012年,格力电器中小股东成功阻止了珠海国资委空降官员进入公司,这让周厚健心潮澎湃。2013年底,格力更是打响了地方国资改革第一枪,以格力为代表的国企股权多元化和优良的公司治理,多年来一直是海信的改革目标。     

国企“互保”是个坏主意

面对经济困境,中国的国资管理部门总能创造出一些别具匠心的手段,试图以此扭转乾坤。一个月前,国务院国资委刚刚督促完央企以赚10%利润的方式来保增长,如今安徽省又发通知要求省属国企之间互买产品共度难关。我们可以理解地方政府帮地方国企脱困心情迫切,但这种干预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干预式垄断,这种垄断不仅是对其他省     

市场经济下高较图书馆的价值取向调整

市场经济对高校图书馆造成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图书馆应当在价值取向方面加以调整。高校图书馆应该转变价值观念，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注意克服价值观念调整中产生的问题。     

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近日,"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中外媒体介绍了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李荣融表示,国资委自2003年3月23日成立以来,取得了不小成绩,可以归纳为三句话:第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中央、     

地方国有大企业改革开始有了大动作

9月4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青岛市2007企业重组发展论坛上表示,以放开搞活为方针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目前已进入尾声,国有企业改革即将进入以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近日,河南、安徽等地在国企改革方面相继出台新动作,省管企业重组、减债脱困、"淡马锡"成为新一轮地方国企改革的关键词。     

要素市场发展差异、产权性质与异地并购绩效

以我国上市公司在2003-2009年开展的非关联股权标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本文发现,要素市场发展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异地并购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央企在并购要素市场落后地区企业时,双方要素市场发展差异越大,央企凭借其政治权威获得的政治寻租利益就越大,并购绩效就越高。相反,地方国企在并购要素市场落后地区企业时,目标方要素市场发展水平越低,双方要素市场发展差异越大,地方国企在并购后重建"支持之手"的政治寻租成本就越大,并购绩效就越低。但另一方面,地方国企并购要素市场更为成熟地区的企业时,双方要素市场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地方国企摆脱"掠夺之手"的作用就越显著,并购绩效就越高。而民营企业在并购要素市场更为成熟地区企业时,目标方要素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双方差异越大,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置效应及市场摩擦就越大,导致并购绩效越低。     

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央企作为国有企业的主力,如何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关系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分别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央企业兼并重组的历史考察出发,回顾了央企这一历程,对央企下一步加强重组规划、加快重组步伐提出了建议,值得重视。     

央企重组要防止体制内的简单叠加

一则有关国资委已确定下一步国企改革重点的报道,在周一(5月25日)激起了A股市场的强烈波动,与此相关的概念股,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远洋等都一字涨停. 虽然国资委迅速作出回应,声明该消息未向国资委进行过采访或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加快央企改革重组步伐将是不争的事实.     

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

本文以104家国资委监管的、在体制转型中面临"难管控"问题的央企集团为实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大型国企集团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异于钱德勒"结构追随战略"命题的管控架构选择及其前因条件,分析集团战略、制度改革、历史轨迹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作为中文管理学界首批尝试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研究之一,本文探索性地识别出三类本土化的管控架构配适性选择,即可由战略要素独立解释的"钱德勒式"配适、由战略要素与互补要素共同解释的"准钱德勒式"配适、完全由替代战略要素的其他要素解释的"非钱德勒式"配适,并对比了这些配适的前因条件构型差异。基于历史、制度要素的印迹效应和集团总部自主选择意愿的相对强弱,本文将"非钱德勒式"配适进一步区分为路径依赖型与选择变异型。结果表明,在中国情境下,经典的"钱德勒式"配适的比重远低于其他两类,仅有非相关多元化央企集团的管控架构选择符合其预测;在"准钱德勒式"和"非钱德勒式"配适中,公司制改造等制度因素和集团组建方式等历史因素作为不可缺少的影响条件,使众多专业化和相关多元化央企集团做出了与经典预测迥异的管控架构选择。本研究丰富和发展了大型国企集团的管控理论。     

中国国资改革：困惑、误区与创新模式

2020年是实现国企与国资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开局之年,关键是要解决当前国资改革中的困惑,走出误区并探索创新模式。传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微观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资改革应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管理方案设计,这既是构建竞争中性营商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三年行动方案"目标指引下国资改革引向深入的必然选择。总结国资改革30年来的困惑和误区,中国国资改革关键在于把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载体实现创新性结合,构建三层次国资管理体系,让国资委作为营利性国资的统一监管者,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将国家战略运用于国有企业中,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大变革。     

关于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的思考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法人治理,而法人治理的关键又在于董事会建设,我国国有企业在规范董事会建设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工作上还任重道远。据2010年统计:124家中央企业改制面为70%,地方国有企业改制面90%,按公司法要求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没有改制的企业还按《企业法》规定运行,没有董事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在已建立董事会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治理效果也不理想,董事会建设不规范。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积极推动规范董事会建设这项工作,截止2011年底,已有宝钢集团、神化集团等42家央企开展了规范董事会运作试点工作,效果比较明显。董事会建设的改革方向就是国资委向企业外派董事,以实现民主决策和优化决策。     

当前国企的不稳定因素

当前,在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中,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应当引起我们地方和企业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并认真分析其原因和切实制定对策加以解决之。 当前国企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 一是有的地方、单位、部门、企业的党政领导对稳定问题重视不够,存在一定的麻痹大意思想;二是我们在重组改革中的有关政策不对口、不配套、不严密、不稳定、不连续、不严肃;三是就业压力较大,企业下岗、待岗、退养、买断人员较多,心理反差较大,同时,其子女的上学、就业、父母的赡养等家庭负担重、压力大;四是社会包括企业内部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