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重构抑或消亡: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功能再定位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发展演变大致有三种趋势,即走向重建,或走向瓦解,或兼而有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对宗族的功能和作用做出合理定位需要考虑宗族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属性。本文以A村为个案,揭示出宗族对乡村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凝聚共识、相互信任、价值观塑造等作用,这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支持功用。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化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这又使得构成宗族组织结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趋于瓦解,致使宗族传统的组织形态走向消亡。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流动社会“代耕群体”的社会融入——兼评阳江苗族代耕农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在各民族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迁徙依附在土地之上,并以获取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被由乡村到城市的“主流”迁徙模式所遮蔽。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现象,是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社会样态,“以土为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即没有离开土的范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代耕农群体,这种典型的迁徙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苗族代耕农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研究》一书以阳江苗族代耕农为案例,探讨当前乡村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向外流转,进而为外来移民群体定居异乡提供了机会。苗族代耕农群体在异乡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社会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入”。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喜读《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

孙秋云教授的近作《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是一部论述湖北西部土家族宗族文化与村民自治的人类学专著。该书对宗族文化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别民族社会之中这一观点作了成功的阐述 ,但似乎应该把“族群认同”“与文化涵化” ,这并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加以分别讨论 ,在此 ,提出这个问题 ,以引起同仁们的多方面的思考 ,推动整个人类学学术的发展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在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卷首语

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本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专栏中，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研究员重拾这一话题，深入细致地剖析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不同的影响方式，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形式；同时还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压迫”等重要话题做了深刻的分析。金炳镐教授着眼于民族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从理论角度对民族发展规律作了全面阐述，提出民族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演进的质和…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宗族秩序回潮背景下现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困境与进路

宗族复兴是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事件,乡村治理体制的现代化过程将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因素,本文探讨在宗族秩序回潮背帚下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面临的影响与难局,并提出对问题解决的路径探索,认为在宗族秩序回潮的背案下,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形态的现代化;增强非正式组织对农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以法理型制度建设引导和整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是实现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的有效支撑。     

论民族聚落的形成及其民俗功能——以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情况为依据

民族聚落的形成,与民族群体中的人伦血缘宗族凝聚、地缘机制分布以及经济文化的板块结构等因素相关联。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分别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民族聚落在其形成后,发挥着稳定社会生活模式的民俗功能。     

对凉山彝族宗族(家支)的探讨

凉山彝族的“家支问题”,是当前凉山彝区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我在1986——1987年先后写了两篇有关凉山彝族“家支问题”的文章,主张用“宗族”来概括“家支”,并对宗族的特性、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谈了一些刍见。但对宗族的现代命运问题,则语焉不详。而这个问题,是实践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族存在的必然性,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族存在的实践根据,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允许宗族的存在,等等。对这些事关宗族现代命运的问题,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将有助于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前提及现实社会主义与宗族的关系,不仅能为当地党和政府抓好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并且有助于发展社会科学本身。为此,笔者拟以谫陋所知,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和同道切磋。以下分三个问题来谈。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