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视角下农村社会转型与发展路径分析——以温州“转并联”改革为例

农村社会的转型,不单单依靠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只有当自上而下的推动与农村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结合,才能成功。农村转型的自下而上发展需求,与乡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乡土文化发展过程中"人""时间"和"空间"维度直接影响着农村转型的进程,而温州通过"赋权+享利"的治理形式,"资本+期权"的动作机制,"社区+自治"的生活方式,"自愿+自主"的出入模式等,促进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推动与农村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结合,无疑为农村社会转型提供了借鉴。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论权威接受论视角下政府治理的民主化

权威并非来源于等级或者权力,而是来自于下级的认同和接受,这是巴纳德对"权威"最为独特的阐释。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威观包涵着民主和人本意识。基于权威接受论和治理理论的观点,政府治理的民主化和政府权威是内在统一的。政府正确的角色定位、政府-公众有效的沟通交流、自下而上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的落实必将有助于促进政府治理的民主化和政府权威的良性循环。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后税费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财政资源,通过项目制度向农村供给公共品。项目制度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方式从“制度外”转向“制度内”,并且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体制。自上而下决策体制使得国家无法通过项目制度有效获取农民的公共品需求,项目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受阻,进而加剧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项目制度的优化路径是改革资源输入方式激活基层组织,建立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自由裁量权的运作逻辑及其优化之道——以扶贫政策为例

国家通过出台各项政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政策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的运作。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对其的有效监督,减少基层官僚的信息不对称劣势,保证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朝着达成政策目标的方向前进。通过对我国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变迁的过程中,基层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分析,指出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的缺乏或不完善,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商式"自由裁量权的概念,从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主监督相结合的角度,为优化自由裁量权的运作提出了解决之道。     

街道办事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接点”

当下推进基层治理需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紧密结合,而街道办事处在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构建中发挥了"接点"的作用,兼顾"承上"与"启下"的双重功能。所谓"承上",位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末梢,上承政府,以代理人的角色推动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的嵌入,引导和组织自我管理;所谓"启下",与广大基层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与贴近,下接基层社会、社区,是基层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代表人,助力基层社会向国家自下而上的利益聚合。为更好地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街道办事处需扮演并诠释好政策的落实者、公共服务的组织者、群众的发动者、基层自治制度的供给者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者五大角色。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演变与应对：气候治理语境下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新审视——以《巴黎协议》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在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中演变的内在逻辑是合作主体向多元化拓展、合作依据向以碳排放量这一客观标准转换、合作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合作利益立场向碳排放大国与碳排放小国方向分化重组。中国需谨慎对待这种演变趋势及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的领导权,在为国内气候治理提供法律支撑的同时,引领气候治理模式向“自上而下”适度回归,拓宽非国家行为体气候治理渠道,合理运作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对自身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承担国际气候责任,贡献中国智慧。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农村女性参政缺失的新制度政治学分析

从新制度政治学＂制度-行动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村民自治中女性参与缺失的根源在于观念与利益的交织下正式制度正反馈机制的强化和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历史惰性力导致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充满路径依赖的特性。应加强对各级政治精英的社会性别理论培训,积极制定与实施确保女性平等参与的各项政策,努力塑造具有平等性别价值观的乡村民众,在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中,稳步推进影响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路径依赖走向根本变迁。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村务问责:走向村务善治的责任规制机制

随着村域治理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挑战,推动村务管理向村务善治转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变革的内在诉求。基于"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村务治理的可问责性是现实村务民主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分析村务问责建制的重要实践价值的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客体、内容和程序4个要素梳理了村务问责体系,进而以村务定责、履责、督责和追责4个环节为核心内容分析了村务问责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揭示了从问责文化的培育、问责法规的完善、问责渠道的拓宽以及问责公开的落实等4个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障村务问责机制的长效发展,以期通过村务问责的建制与完善来提升村务治理的民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村务"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