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创新

正现有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了原先的"社会管理",而且直接将社会治理与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结合在一起,申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社会主义公民主体性的双维困境——从中国社会组织发育的视角

社会主义公民主体性作为我国社会组织思想根基的"阿基米德点",在当下中国呈现出复杂的双维困境。在性质上,既有现代因素的"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与公民个体主体性同根共长,又有前现代社会因素与现代个体的"自主性"权利与尊严的交相激荡。在现实构成形态上,这些困境又可分两类。其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前现代遗存因素对社会主义公民主体性成长的掣肘: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独立性的忽视、小农经济对主体性发展的束缚、"救亡"背景下"己轻群重"的不利影响;其二,现代化进程中新生因素对社会主义公民主体性发育的羁绊:公民主体性发育的政制之基孱弱、产权保障乏力、思想认同不足和功利主义的侵蚀。     

“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对单位社会的一种解释

"单位社会"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是,单位并不能穷尽人们交往行为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同时,社会调控体系也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联结不同单位的组织体系得以实现的。正是"跨单位组织"充当了联结不同单位之"同类成员"的载体。尤其是在单位功能日趋弱化的时代,跨单位组织就成为支撑社会联结和社会调控的重要力量。随着单位社会的变革,跨单位组织将逐渐成为一种异常重要的组织形式。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从社会主体到国家意识——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初步恢复、快速发展、规范发展和战略发展四个阶段,目前表现出数量高速增长,但总体弱小、领域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等特点。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回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社会重组和社会建设的理论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代内容,增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巨大包容力。我们认为应当摒弃传统社会所固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双刃剑的观点,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包含相关政治纲领、法律体系和社会政策的国家意识,通过意识形态的包容以及国家人事、就业、分配、福利等制度的统一,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社会治理视域下当代中国环境政策演进及其治理逻辑

200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有意识地发展社会政策的"社会政策时代"。2017年,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也进入新时代,社会政策承载的使命更加重大,内容也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一是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环境政策因而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二是更加重视发挥社会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社会政策成为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三是更加重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习近平多次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明确要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互支持,共同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围绕这些内容,本专题组织了三篇文章,以期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研讨和发展。房莉杰、郭冉《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以北京市公共服务规划为例...     

一致的偏离:项目目标偏离后的持续执行何以可能

200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有意识地发展社会政策的"社会政策时代"。2017年,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也进入新时代,社会政策承载的使命更加重大,内容也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一是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环境政策因而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二是更加重视发挥社会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社会政策成为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三是更加重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习近平多次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明确要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互支持,共同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围绕这些内容,本专题组织了三篇文章,以期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研讨和发展。房莉杰、郭冉《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以北京市公共服务规划为例...     

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以北京市公共服务规划为例

200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有意识地发展社会政策的"社会政策时代"。2017年,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也进入新时代,社会政策承载的使命更加重大,内容也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一是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环境政策因而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二是更加重视发挥社会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社会政策成为落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三是更加重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习近平多次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明确要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互支持,共同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围绕这些内容,本专题组织了三篇文章,以期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研讨和发展。房莉杰、郭冉《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以北京市公共服务规划为例...     

制衡、控制和参与——关于西方社会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述评

在当代西方主要社会管理理论中,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基于不同理论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理念会有较大反差,这些观点无疑将为我们今天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启示和借鉴。     

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

中国的单位制度在其变迁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这是当前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松动和逐渐消逝,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与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因势利导地顺利实现中国单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新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与控制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渐次展开,社会控制思想与控制模式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推动着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二是单位制与户籍制两种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及其变迁;三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完善.研究新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及其控制模式的变迁,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竟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地区人口结构与社会组织发展——基于社会需求理论的研究

基于社会需求理论视角,提出地区人口结构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研究假设,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2002—201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地区人口结构主要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而对社会团体的发展影响则不显著;2)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口性别比、平均家庭规模和非农户籍人口比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密度具有显著影响,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则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密度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如果选取地区人口结构作为测量指标,社会需求理论比较适合解释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而对互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则缺乏解释力。     

新社会组织党建的价值与策略

新社会组织特指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在社会领域内出现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间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为保证党的领导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覆盖,党的组织必须渗透进新社会组织,党的工作必须覆盖到新社会组织。     

从“单位人”到“自由人”——我国自由职业者生存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单位体制消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自由职业者大量涌现.由于人们缺乏对其本质内涵的理解,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自由职业者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主要体现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特征,但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这一新兴的社会群体还呈现了明显的"边缘性"特征,同时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自由职业群体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如何认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效地引导和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探索和解决他们生存中遇到的困境,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实课题.     

黑社会组织犯罪成因及遏制对策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我国近年来凸显的一种社会现象。此类犯罪，不仅本身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而且由此形成的亚文化形态更是难以估量地侵蚀着社会，是社会治安领域的瘟疫。分析和研究黑社会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成因，对于我们提高预防、控制和打击此类犯罪的水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

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协商渠道、协商领域和协商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也面临着一些"失灵"困境,包括制度失灵、机制失灵、认知失灵和组织失灵四个方面。因此,新时代社会组织协商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机制保障,正确的协商意识,以及成熟的组织架构和专业能力,进而为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贡献专业智慧,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