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与公共政策合理性——以浙江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为。民营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展开的政治行为,在完善的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更能发挥积极作用。要构建完善的社会公共交往领域,必须不断拓展公共交往空间、提升公共组织层次、强化公共媒体功能。在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实现民营企业家组织同其他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和不同主体间的建设性交往,更有利于形成公共舆论、凝结公共理念、聚合公共利益,以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社会团体与政治文明建设

大量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他们越来越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当前 ,保持社会团体的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积极作用 ,可以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并扩大人们有序的政治参与 ,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进程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论交往实践与价值全球化的内在联系

交往与生产一样都是一种实践活动 ,价值全球化与交往实践的全球性展开是密不可分的。价值全球化以交往实践为其动力机制 ,作为交往实践的特征的双向建构、双重整合是价值全球化的内在规则 ,由交往实践造就的公共领域是价值全球化的运行空间 ,作为交往实践内涵的平等、协商、对话是价值全球化的道德要求     

社会团体的三个面向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各项职能,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社会团体为例,它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主要职能来源于三个面向,即:面向会员———规范会员行为,促进行业自律;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资源整合配置;面向政府和其他团体———促进利益协商与对话,参与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社会团体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为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调整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论竞争行为模式引发的社会运行成本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受到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困扰,陷入了一种“全球风险社会”之中。之所以人们在高歌社会进步和文明进化成就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整个人类都陷入到危机之中,是因为个人以及作为个人扩大形态的组织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把成本转嫁给社会。在成本社会化过程中也实现了成本隐形化,并最终由自然界去容纳和消化,其中,最深层的奥秘存在于竞争之中。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人的利益意识觉醒的过程。随着人的利益意识的觉醒,造就了普遍化的竞争行为,进而形成竞争文化,并将竞争活动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方方面面。竞争使得一切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成本不断增加;同时,竞争又使得人或组织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成本得以转嫁,特别是在人或组织实现了竞争双（多）赢的情况下,就会把成本分配给社会,最终使那些原本不应当承担活动成本的人也承担了一份成本。     

治理现代化与党对社会团体的科学领导

推进治理机制建设,需要有效廓清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权责关系。结合我国社会建设的实际,在法治框架内调整社会团体运行结构,发挥其社会功能,保障社会良序和治理绩效。同时提高城镇化利益结构调整中社会团体维护和谐的能力。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制度原因与社会感知——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现象的一个分析思路

针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象,可以把行政成本理解成必须的投入和额外的损耗之和。建设现代国家造成的行政成本开销属于必须的投入,居高不下并广遭诟病的是额外的损耗。后一部分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有其制度原因,即公共权力配置的结构失衡。权力配置的结构失衡导致行政活动的失范,使得行政成本中额外的损耗呈现出失控状态,投射到社会感知,便出现了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社会印象。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

近代的市民社会观念,主要是指因商品交换关系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渗交往领域。20世纪,市民社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指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即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两种市民社会观念都将克服市场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是,近代市民社会观念力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克服市场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则致力于在市民社会中寻求克服市场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据和力量。市民社会观念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历史的反映,必须考察这整个演变过程,综括其丰富的内涵,才能达到对现实市民社会及其发展的全面把握。     

论民间社会团体的自主性与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社会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相对于政府机构和社会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获得社会、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合法性是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保障,更是民间社会团体得以发展壮大的策略性手段。因此,民间社会团体要在发挥组织自身的自主性、推进组织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地嵌入政府管理体系之中,以嵌入性为手段推进制度环境更加优化,破除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土神”与“洋教”: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交往关系研究

学界对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研究主要呈现出宗教生态论、反相关论、工具论等交往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未能完全考虑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因果关系,也未呈现两种信仰及其信仰方式之间的动态变迁,更没有充分展现不同信仰差异,为何使信仰交往成为问题、甚至冲突的根本缘由.基于扩展个案法的研究工具,考察福建莆田、江西余干、浙江昌国三地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可以看出地方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或多重逻辑,不同信仰呈现或强或弱或力量相持的格局,又与宗教或信仰自身的历史底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信仰需求等因素相关.在不同信仰交往实践过程中,信仰本身的差异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公权力主体的偏好和区别对待.因此,公权力在对待不同信仰时须保持公正和平等这一点至关重要.     

哈贝马斯对社会权力的二元诠释——从马克思存在论角度进行的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角度解读社会异化状况,将它解释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他看来,社会权力源自交往的扭曲,它们是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原因之一。从马克思的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注意到系统与社会权力的直接关联,亦察觉到社会权力对生活世界干预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但他并未揭示出社会权力的真正本质。哈贝马斯直接用政治理性设定社会权力的存在,并在政治理性视域下描述社会权力的制度化,这样,哈贝马斯非但不能发现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也无法真正扬弃资本的权力。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实质上不过是应用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的张力诠释社会权力起源的一种叙述策略。     

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经济组织的活力,但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没有很好地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在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势必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的问题将对当前和未来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造成严重影响。为此,本文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对我国社会组织活力的问题和影响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因素加以了分析。本文认为,社会组织的活力包含了其提供服务的能力、运行效率与竞争能力、自主性和创新能力、以及对全社会的价值引领和贡献等要素,要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力,应该从确立社会组织的宪法和法律地位,完善社会组织的资源模式,以及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等关键环节入手。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交往:新文学的助推器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来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而忽略商人的历史贡献,注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形成相对片面的文学史。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民主: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关于民主对社会正义的价值的思考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构建以服务型公共政府为标的的权力运行体制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跨越潜伏期:对中国社会利益团体现象的初步认识

当前不同行业间的竞争和游说政府、房地产问题中的多方博弈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的利益团体现象已经跨越潜伏期,成为一种事实.虽然,目前利益团体还处于初始阶段,与西方国家的压力团体有明显的区别,但它们以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并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利益团体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明确对待利益团体的基本思路,并制定相应对策,以消除、制约其负面影响,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