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简论孙鑛的《诗经》评点

孙鑛评点《诗经》采用了文学的读法。评《诗》的目的在于对诗篇的审美赏读,并通过对《诗经》中文法的分析以指导诗歌创作。孙氏对《诗》的文学评点中仍然带有经学的意味。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展历程。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化、空洞化。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来临。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明清科举文化对《诗经》评点的影响

经书的评点、八股文体、八股文选评、高头讲章、衬解体例等等这些与科举应试制度密切相关的因素,都对明清两代《诗经》的接受产生过大的影响。一方面催生了《诗经》文学性评点这种《诗经》学上的新的批评方式,一方面也影响了批评内容本身。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将有助于理清《诗经》在明清两代的接受情形及其对于传统文化产生的作用。     

婚冠之礼与《诗经》婚俗诗

人生成长离不开礼的教育,而《诗》正是礼的教育的重要形式。作为礼之始的冠礼,是进入婚礼的前提(它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包括缁布冠、皮弁和爵弁等程序,每一程序后面各有其规范教育意义;婚礼是礼之本,包括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每一礼仪亦包含其伦理示范意义。《诗经》婚俗诗与礼结合,是上古人类自然行为的仪式化肯定与约束,是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19世纪下半叶,随着通商以后洋布输入的增加,城镇市民穿用洋布日渐普及。这种衣着新习俗的形成,带来了 新的社会文化含义:洋布与土布成为城里人与乡下人衣着外观上的一般标志性区别;洋布的普及使市民中等阶层更为凸 显,认同感增强,传统服制的上下等级色彩减弱;市民的衣着消费方式更加市场化和大众化,并与近代工业制品市场相连 接;市民的衣着时尚性和流行化增强。这些由洋布流行引起的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趋向相联 系,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在人们日常生活上的一种反映。     

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迷恋。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看法体现了晚明文人审美心理的蜕变。文人在体物和用物上,不再恪守传统的"道为器用"的礼教观,有意去除附在器物上的政治和道德诉求,回归物质生活本身,将生活本身作为价值所在;也不同于道家讲究精神超越的超功利审美,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超过精神上的诉求。审美与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纯粹的感官体验和个体的诉求,审美体验上的由俭入奢等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独特性。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

韩霖是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与当时在华传教士多有交游。其所著述的《守圉全书》是明末极为重要的一部军事著作,表现出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书中所征引的书目文章极为丰富,保留了大量的史料,并且介绍了当时西洋的一些军事科学,有些甚至是欧洲人的著作和文章,具有很明显的提倡“西学”之目的。     

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则是基础的基础。明后期,劳动力的增殖,田地的垦辟,农业集约化的增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加大,粮食新品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使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并由此引起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从灵性到性灵——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

明代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变化相辅相成.与明朝初年的天理流行相应的以明道为核心的三合一文学观中,孕育着天机自然的种子,而作为天机自然之内核的"真"与明代中期的良知之学结合的必然结果是以童心为髓的迩言之流行,性情说在此背景上完成了向性灵说的转化.作为思想和文学发展之自然结果的性灵说,以其对传统诗教的独特理解,成为明代以后文学发展的潜隐线索.     

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

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 ,人们一般关注的是建阳书坊 ,而提到南京书坊却侧重讨论以富春堂为代表的戏曲刊刻。然而南京书坊对通俗小说的繁荣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书坊主或是出版新书 ,或是翻刻旧书 ,都扩大了通俗小说的声势 ,如推出的通俗类书《国色天香》引起了刊刻小说合集的潮流 ,《西游记》的刊印也导致了神魔小说的崛起。此外 ,书坊主之间的竞争 ,特别是和建阳书坊的竞争 ,使金陵书坊主在小说评点和插图上大动脑筋 ,争奇斗艳 ,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并为后世流下许多精美的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