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DNA研究

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而形成的新兴的分支学科———分子考古学,利用分子研究技术,对出土的古代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的分析和研究。分子考古学对解决人类的起源、迁徙,动、植物的家养与驯化过程以及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重大考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先后对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河北、新疆、青海等地多批古代人类遗骸进行了古DNA的提取和分析,初步建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基因库,为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群构成、迁徙模式、混杂程度以及文化的传承与交流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遗传学资料。     

试论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及其方法

通过古代遗存研究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宗旨。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往事,这往事的内容是无限广阔的,过去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考古发现的遗存小到一粒种子,大到古代都城。根据发现的遗存所进行的研究,其范围也是极其丰富的,有遗存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分析、遗存功能的确定、古代遗址布局的复原,古代生态环境的考察和遗存所反映的社     

长江上游川渝地区的遥感考古研究构想

一 现代考古学已深入到古代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生产和生活领域,也涉及到人类学本身。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许多学科发生了联系,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考古学的推广应用,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遥感技术在考古调查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遥感技术是从远距离对地物测定的一种手段,是以研究地球表面地物的电磁波谱为基础,以地物     

内蒙古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的文物考古除却其在研究人类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上的创史、补史和证史的重要作用之外，亦是研究我国北方以及全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据。已发现的许多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三次发掘与松嫩平原汉代以前古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

肇源白金宝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以其揭露面积大，遗存资料丰富，使松嫩平原汉代以前考古取得了新进展。位于遗址最早文化层面上的第一期遗存，是一种新发现的考古文化。它的发现填补了松嫩平原汉代以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空白。大约从距今6000年到距今2000年，松嫩平原经历了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据对已识别古文化遗存的认识，可划分为六个考古学年代期。这一考古学年代分期标尺的确立，将深化松嫩平原汉代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计算机与考古学─—计算机技术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应用

我国目前以考古学为目的的计算机应用主要有三大类，即对考古学信息进行管理、对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和对考古学遗存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其中以第三类应用尤为重要。其前提是在类型学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包括对遗存形态的分类研究，以及对考古学单位间的相关关系即分期和排序的研究。不过使用数学方法以及利用计算机技术，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研究方法的摈弃，它只是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工具。计算机并不能对数学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判断，更不能提供考古学的研究结论，最终对于运算结果的解释还需考古学研究者自己来完成。     

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

本文认为,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就是指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广泛征引民族志文献,用以解释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二是综合考古学与民族志中的同类现象,对文化进化过程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过程进行总结,从而抽象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表现在:①对汉族民俗(包括文献、实物及其他遗留的文化现象)的关注;②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③对人类学一般文献(包括国内、国外、古代、现代)的征引和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分析;④对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强调。     

美术考古学的命名、性质与研究内容

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艺术学”的分支“美术学”关系比较密切,主要以考古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美术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它应称为“美术考古学”,而不应称“艺术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根据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可分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陶瓷、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10大类。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利用考古学整理研究资料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其目的在于阐明古代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科学规律。     

古灾难遗址发掘的现实意义——以青海民和喇家遗址为例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是我国考古发现的并经科学印证的第一处史前灾难遗存。这一重要发现的科学意义超出了考古学的学科界限,为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提供了依据,对探讨史前4000年左右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东部地区古文化探微

本文运用考古学方法,将新疆东部地区的考古遗存划分为A、B、C三组进行研究,结合碳十四、金属器物比较等将这几组遗存又分为三个时期,论证了其演变关系。最后对主要考古学文化属性进行简单探讨,认为A、B两组考古学文化代表的应是土著文化,而C组则代表着外来文化。     

2009“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日趋完善和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广泛应用,以考察古代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目的的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博物馆共同发起的"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和日照两地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和我国大陆及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古代聚落形态研究、古代环境变迁和古代生业经济三个议题展开.     

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遗存述论

一、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资料的考古发现 内蒙古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畜牧遗存,主要包括家畜骨骼、陶塑、金属工具和雕造有动物形象的器物以及岩画等。兹按年代和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分别简述如下。 1、新石器时代 兴隆洼文化 1983年开始发掘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各房址居住面上,房址、灰坑和围沟废弃后的堆积中,都有较多的猪骨,以及鹿、狍骨骼。     

论内蒙古考古

一、考古学的特点和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历史科学是研究整个社会现象的总和及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研究根据的资料大体上分为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它的特点是,主要凭籍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古代居民的住地、村落、城镇、作坊、矿坑、各种工程、建筑、劳动工具、日用器皿、武器、艺术品和墓葬等,都是主要的实物资料。这些实物资料又叫“文化遗存”或“历史文物”。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发现与研究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因两座大型墓地——塞伊玛墓地及图尔宾诺墓地的发掘而得名,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该遗存因发达的金属铸造工艺及辨识度极高的金属兵器、工具闻名,近一个世纪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此。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史是俄罗斯考古学发展史的一个微缩,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大致勾勒出俄罗斯考古学的发展脉络。     

据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一文检讨"考古学"——兼谈考古学的定义、理论与方法

本文根据夏鼐、王仲殊作<考古学>一文检讨考古学的性质、定义、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理论与方法、内外部关系等.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发掘出土的人类"文化遗存"及其他相关出土物而非"物质的遗存",其目标、任务是复原历史或为"历史科学"提供科学资料.由于考古学理论、方法存在重要缺失,尤其是缺乏探讨"...     

甘肃古代文化遗存概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甘肃省地处黄河上游,位于我国地理中心,是我国境内早期人类生存,活动的地区之一。甘肃有悠久的文化历史, 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大批的名胜古迹。二十多处艺术,宗教石窟中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早巳驰名中外,为世人所瞩目;省境内的古长城遗址和长城的西尽头嘉峪雄关长久以来吸引着中外人士的神往,原有和新建的兰州八大景观是大多数来兰人士的必游之地,尤其是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大量古代文化遗存,更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学者,专家的极大兴趣。 研究和介绍甘肃境内的古代文化遗存,对于了解古人类的生存、生活,进化演变,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生产力状况,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战争,文化,风俗以及对于发展历史科学本身都具有十分重要和巨大的意义。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理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研究和介绍甘肃境内的古代文化遗存,可以增进我们对祖国历史的了解,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可以激起我们为谱写祖国历史的新篇章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豪情壮志,是进行理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材料。 《兰州学刊》自本期始开辟《地下的甘肃》专栏,陆续刊登关于甘肃古代文化遗存方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论文、综述、通讯、考古     

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美术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可从三个层次把握:从学科内涵而言,美术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艺术品;从与美术史和考古学的比较来看,美术考古学的目的旨在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从研究对象的特征上讲,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这与研究对象的来源有密切关系。     

动物-人类史

动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作用在史学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军事史和经济史家虽然重视动物,却体现了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近20年来的动物史研究转向整体史角度的动物-人类关系史。一些哲学家也指出动物与人类之间界线并非绝对清晰,挑战了传统学界对动物的认知,文化史家逐渐接受这一立场,发展出动物研究的历史学。当前的动物-人类史学界存在三个焦点问题,即人类如何获得动物经验、动物是否具有能动性、人类是否只是再现动物而简单将其作为象征来研究。当代动物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方向,如动物与人类在战争中共享历史、动物的情感史,以及从公共历史和遗产研究角度重新思考动物史等。     

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童恩正西南考古的参照系

作为中国西南考古的代表人物，童恩正的学术研究秉承了冯汉骥开创的“民族考古”传统，对遗存的族属关系有深入探讨。蒙文通等史学家的影响，推动他接受并深化中国文化多元说。但是，在提出“边地半月形传播带”概念之后，试图用文化人类学塑造新的考古学解释体系的童恩正，强调了生态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却相对忽视了文化多元说形成的张力，这造成他在此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偏向于论证西方的既存概念与中国的既有陈说。     

关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几点思考——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谈起

在欧亚草原考古中,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Seima-Turbino)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这类遗存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从该书出发,对"跨文化现象"还是"考古学文化"、新疆地区是否存在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区的关系、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等四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希望在这个学术讨论中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