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形而上学——从《示众》到《檀香刑》

“看”，作为一个意向性过程，沉淀了丰富的社会心理文化内容。而由示众向戏剧的转化，更是集中体现了“看”的意向性转化，折射出一种社会心理与创作心理。现当代文学对观众如何“看”示众的描写的发展，深入挖掘了“看”的丰富内涵，继承并发展了国民性改造这一命题。     

"看"的形而上学--从《示众》到《檀香刑》

"看",作为一个意向性过程,沉淀了丰富的社会心理文化内容。而由示众向戏剧的转化,更是集中体现了"看"的意向性转化,折射出一种社会心理与创作心理。现当代文学对观众如何"看"示众的描写的发展,深入挖掘了"看"的丰富内涵,继承并发展了国民性改造这一命题。     

革命的出场与反思的缺席——论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

作为民众翻身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文学对示众的描写一改鲁迅等人的批判色调,充满肯定意味。这种新型示众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使民众取代地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解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使阶级意识取代传统人情成为社会人际关系构架的基础。然而,由于作家们反思意识的缺席,过于强调阶级怨恨与阶级暴力的革命性与合理性,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使得这种示众描写潜含着人性与社会危机。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祛魅之后的“英雄人物”为何如此尴尬——中篇小说《沙家浜》产生的文化语境透视

中篇小说《沙家浜》作为对同名样板戏的改写，借解构“经典”之名，以时尚的“包装”来寻求卖点。其写作出发点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平民主义写作立场。它通过对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戏谑化解构，给消费时代的大众读者提供了一套后现代商业文化色彩的文学快餐，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写作精神困境的表征。     

海派文学的现代性

海派文学从严格意义看是现代上海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上海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与现代的“市”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边缘性、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边缘性。海派文学的基本性状诸如反叛性、竞争性、松散性、实利性、装饰性等较之上海文学的其它成分，更可以从上海文化精神中寻得大部的一致性。它是一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都市文学，因而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     

文化建构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反思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文化建构主义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反思的机会,文章从和谐译理一说着眼,重点反思了文化建构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新旧视闽冲突;1．译语,即译者翻译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译入语;2．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是传统的“二元对立”而是关注主体间性的“三位一体”的和谐标准;3．原作的身份与地位被解构,而译作的地位得以构建,它有时发挥着首要的、第一位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原作的命运;4．文学翻译乃至译学研究对诸如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反作用力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样不容忽视。     

你看一盘散沙,我看一船珍珠──论《围城》的结构

《围城》写得极为琐屑散漫，其结构却极为精致讲究。运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发现小说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人的“生存结构”（不断地结构又解构，解构发结构）的理解和表达、通过语言“单线孤行”的本质特征，可以理解小说“序列相嵌”兼“草蛇灰线”的基本叙述功能，从而发现作家行文布局方面的文心意匠。作家的“创作心理结构”，将另文再论。     

析鲁迅小说《示众》的写作动因

在鲁迅内心,"示众"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痛苦意象。"看"和"被看"的二元对立和"被围观"的深层意象内蕴着鲁迅最痛苦的人生记忆和体验,这也正是《示众》的创作原点。而"幻灯事件"作为一次直接的刺激,是其直接的创造动因。随着对"示众"这一场景的不断表现,鲁迅内心郁结的痛苦的冲突使鲁迅对"示众"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表现,从而使《示众》这篇独特的小说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守成与流变──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征论

华人的每一次迁移，都伴随着华族文化的迁徙。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它守成着中华文化的“根”，显现出浓烈的“文化乡愁”色彩；另一方面它又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文化心态的流变。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土壤”和“地理环境”里生根、开花、结果，需要一定的创作时间和文化空间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论西方文学发展史中的人性意蕴

“文学即人学”，文学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艺术观照，从古希腊阿波罗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到现代文学中普遍的对自我异化的指设主题，西方文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回荡着人对自我的呼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站在不同的支点上企图破解永恒的“斯劳克斯”之谜，这种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的自我追寻主题使西方文学显示出厚重的人性意蕴，西方文学也因此蕴含了深沉的文化内涵。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学蕴含着西方原始初民──被史家誉为“正常儿童”的古希腊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在这…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德理达与马克思─—兼评哲学遗产

作为结构北义者，德里达积极主张消解意识形态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把传统哲学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解构消解传统哲学的思、语言、在场意义之间的同一性，并认为这种断裂是引入“解构”境界的桥梁，以追求消除真实语言与虚构语言、或哲学语言与文学言语之间的界线为目标。在构建其解构体系过程中，德里达运用了马克思的“实践”、“物质”、“经济”、“扬弃”、辩证法等概念和方法，并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与马克思的一致性，但这种“解构方法”却是一种“文字”游戏，而非马克思的物质性的“实践”。     

当代艺术中历史图像的挪用与解构

当代艺术家对“历史图像”的借鉴有两种样式：解构和挪用。“解构”主要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艺术家的文化批判立场，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针对文化圣像和象征的解构。譬如艺术家对于领袖人物像和汉字，它们被看作是政治权利的象征和政治宣传工具来解构。这表明艺术家对于文化作为意识系统的质疑。     

莫言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莫言《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大都比较独立、勇敢甚至彪悍,所描摹的大自然充盈着灵性和神性,这一切生动地诠释了其生态女性主义的大格局,解构了被异化了的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主导与被主导、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认知。莫言“脚踩大地”的生活阅历、“仰望星空”的浪漫主义情怀、经历的社会文化运动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苦难激发了其对大地伦理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审视。莫言的作品探讨了跨越国界的普世价值,把中国文学的气度推向了世界,增强了国人的文学与文化自信。     

论后结构主义对知性文化的解构

后结构主义对知性文化的解构,主要集中在对知性结构的解构上。无论是人之死,还是世界之死,都是对传统知性结构的深入解构。“人之死”解构了传统知性结构中的主体,而“世界之死”则解构了传统知性结构中的客体,如此一来,支撑知性文化的传统知性结构就彻底消解了。     

解构时代的文学思考

文学中的解构不仅仅是对传统的艺术观念的颠覆,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拆解。这种趋势的出现是时代在进入到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文化时代的一种必然,同时在文学传统内部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结果。解构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工具理性的片面性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同时也在于处于边缘位置的生存者寻求合法化生存的一种策略需要。但这种解构的趋向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文化的消亡,因此文学与文化都需要从解构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新的建构     

论钱钟书的文本研究特色

别具特色的文本研究造就了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独特魅力。他的文本研究的主要特色有四个方面：其一,突破经典局限的研究范围,从那些原本被人忽视的生僻文本中发掘内涵深刻的诗学观念;其二,本着“写在人生边上”的研究态度,解构理论体系的神圣性和自足性,将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大量文本材料聚合成一个动态开放的意义场;其三,以“文章之美”为研究重心,注重发掘文学语言的特殊魅力,并由此出发,围绕着文学俗语化倾向提出个性化的见解;其四,以文化反思为研究旨归,借助文本细节分析,展开与时代、社会、历史的深刻对话,使文学研究抵达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     

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后9·11”式崇高

麦克尤恩的“后9·11”书写有着典型的欧洲风格，它既浸润着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判精神，带有19世纪资本主义美学中“崇高”概念的印记，同时又深切地关注着全球“反恐战争”阴霾下的末日想象。《星期六》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试图以一种寓言式写作，揭示科学和文学张力之下的“后9·11”式崇高。这种承接了“奥斯维辛”之后的后现代“崇高”不仅构成了对恐怖主义的一种话语批判，而且也试图对主流“反恐”叙事进行某种文学意义上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