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跷其人其事

庄跷,是研究楚国与西南民族关系历史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然而,长期以来,庄跷其人其事一直被遮罩于神秘的帷幔之中。笔者力图挑开帷幔之一角,以重现庄跷其人原形,再露庄跷其事真相。 一、楚国历史上并无两个庄跷 楚国历史上有两庄跷说,肇端于宋人王应麟。王氏在其所著《困学纪闻》中,一方面依《韩非子》所记,谓庄跷为楚庄王时“大盗”。另一方面又据《史记》等书所载,谓楚威王     

把握前沿,透析热点——评《民族理论前沿研究》

金炳镐教授主编的《民族理论前沿研究》一书把握热点,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勇于创新,澄清了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观点;彰显自信,全面准确地宣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越为大费支族考

关于越族的起源问题,向来就有夏禹之后和楚国熊渠之后两种说法。考这两种说法所依据的历史材料,不论是《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汉书》,还是《墨子·非攻》、《国语·郑语》和《世本》等,说的都是其“君”,即其王族,并不是越族的本身。我们知道,夏禹之后少康的庶子与楚国熊渠之子即使受封于越而为越君,然而他们与其封地之内的越族自身     

荆楚国名考释

<正> 荆、楚两字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名号,在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中,有时单称荆,有时单称楚,有时荆楚联用,有时荆、楚互用,不管怎样,两字有内在本质的一致性是可以肯定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古今学者曾作过不少探索。《吕氏春秋·有始览》说:“南方为荆州,楚也。”《诗·商颂·殷武》毛传:“荆楚,荆州之楚国也。”《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云:“荆者,楚也。其曰荆,州举之也。”《公羊传》和《礼记》郑玄笺都有类似的说法。这些似乎告诉我们,因为楚国位于荆州,故荆、楚同义。我们可以把这些记载归纳为“荆州楚国说”。杜预于《春秋·庄公十年》解曰:“荆,楚本号,后改为楚”,于僖公元年曰:“荆始改号曰楚”。此为     

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践行四十年

金炳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研究领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民族实体理论、民族发展理论、民族关系理论、民族问题理论、民族纲领政策理论等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架构和许多创见性观点,代表作主要有《民族理论通论》、《民族关系理论通论》、《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等。     

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述论

一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泽尔斯和语言学家斯汤达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183;的概念。冯特则吸收并发展了上述二人的观点,花了近20年时间（1900～1920）潜心研究并完成了10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对于语言、神话和道德的发展规律的探讨》（fork psychology）,并于1912年分别出版了《民族心理学纲要》和《民族心理学的诸问题》（论文集）。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读《土族(蒙古尔)源流考》

关于土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吐谷泽说、蒙古说、沙陀突厥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于1981年5月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倾向于蒙古说，这也是五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土族调查组经实地调查和研究编写而成的《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其后，我们没有看到有份量的具有论证意义的文章，但在1982年11月出版的《土族简史》中不知何故，突然换了一种说法，认为土族与历史上的吐谷浑有关。这以后，《辞海·民族分册》、陈永龄编《民族词典》等…     

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的起源 ,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是梁启超从日文中借引过来的。梁氏 1 899年所著之《东籍月旦》中 ,出现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术语 ,这是汉语“民族”一词的最早来源。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 ,中国古代虽有“族类”、“邦族”、“国族”、“部族”、“种族”等词语 ,但汉语“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 1 882年王韬所著之《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 ,汉语“民族”一词的出现时间为 1 9世纪后半叶 ,而其普遍使用是 1 90 3年梁启超将瑞…     

也谈散居少数民族概念及有关的民族法制问题——《关于散居少数民族的概念》质疑

《关于散居少数民族的概念》(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下简称《概念》)一文提供了我国法律、法规针对民族分布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的一些历史资料,读后不无裨益。但笔者对该文的基本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愿意写出来与《概念》一文作者商榷并就教于广大读者。     

土家族:古代濮人的后裔

土家族主要居住于湘西、鄂西以及重庆市的黔江、彭水一带,是自古以来的土著民族。土家族的分布地与古民族濮的分布地基本一致,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土家族是濮人的后裔。现今的土家族聚居地早在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并逐步有了穴居的村落。炎黄时期形成了土家濮人部落。夏、商、周时期,濮发展成周边方国,包括了濮、苗等少数民族。由于支系繁多,被称为百濮。公元前523年,楚平王亲率舟师伐濮,濮被楚国所灭。楚国灭濮后,留居原地的濮人,就是后来的土家人。据《湖南通史》载:“居于湘西蛮人、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代五溪蛮和武附蛮的重要组成部分…     

《滇国史》述评

在云贵高原这块神秘而富饶的土地上 ,隐藏着许多诱人的秘密 ,古往今来 ,不知吸引了多少学者的目光 ,诱惑了多少文人墨客去追逐 ,牵动了多少探险家去冒险 ,古滇国就有这样的魅力。人们到了滇池之旁 ,面对奔来眼底的五百里滇池 ,“数千年往事 ,注到心头 ,把酒临虚 ,叹滚滚英雄谁在 ?”那个开创了滇国灿烂文化的英雄是谁 ?那些创造了滇国辉煌历史的“卑贱者”又是哪个民族 ?而《史记》、《汉书》等古籍明明记载开创滇国历史的庄来自楚国 ,可是古滇国所创造的辉煌的晋宁青铜文化和呈贡的墓葬文化却找不到多少楚国文化的影子 ,这个庄到底是假…     

越亡国时间小考

关于越亡国的时间,传统的说法是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其说欠妥。 第一,《战国第·楚策三》载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杜赫警告楚国如与魏国断交,楚国将面临“东有越累,北无晋交,西未定于秦”的孤立无援的形势。这说明距楚威王七年后16年,越国仍对楚国构成威胁,没有亡国。 第二,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鼎铭》载:“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信,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 “今”就是中山王鼎铸造之时。据考证该鼎铸于齐破燕即公元前314年以后(见《文物》197年第1期)。可见直至前314年前后,越国仍然存在。     

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民族建设——与《中国民族报》特约记者关凯的对话

本文是2008年1月王希恩应约同《中国民族报》特约记者关凯(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就相关问题对话的整理稿。这个对话较充分表达了王希恩关于民族主义、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该稿因故未在《中国民族报》刊出,后收入王希恩的《问题与和谐——中国民族问题寻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     

从“下里巴人”话巴国

战国时期,楚国著名辞赋家宋玉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对楚王问》,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楚国都郢,有个人唱起歌,先唱的曲子叫“下里巴人”,由于这种曲调通俗易懂,“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后唱的曲子叫“阳春白雪”,曲调虽然高雅,可是“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里所说的“下里”、“巴人”都是一种曲调,很受楚国老百姓的欢迎。今天已失传,不知如何唱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巴人曲调并不是楚国人自己创作的,     

论楚乐在《九歌》中的体现

楚乐,是巫乐体系的代表之一,具有娱神魅鬼的神秘色彩、主繁主丽的审美特色。楚国大夫屈原的《九歌》便以饱满的文字描述了楚国祭祀典礼盛况及楚乐在祭祀中的体现。在《九歌》中,屈原用满腔热忱记录下了散发着巫色彩的楚乐,也表达着楚人对于祭祀的神灵的无限崇拜。     

论楚乐在《九歌》中的体现

楚乐，是巫乐体系的代表之一，具有娱神魅鬼的神秘色彩、主繁主丽的审美特色。楚国大夫屈原的《九歌》便以饱满的文字描述了楚国祭祀典礼盛况及楚乐在祭祀中的体现。在《九歌》中，屈原用满腔热忱记录下了散发着巫色彩的楚乐，也表达着楚人对于祭祀的神灵的无限崇拜。     

《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前言

<正>按在本书1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我交代一下所收录文章的"来源":《作为超社会体系的文明》,以《超社会体系——对文明人类学的初步探讨》为题,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文明,及有关于此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观点》,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莫斯民族学的"社会论"》,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乐土的构想——壮族史诗《布洛陀》初探

壮族史诗《布洛陀》,是一部壮族历史的“百科全书”。它的内容,纵察有奇丽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话世界,有近古的伸手可揽的社会生活现实;横观有造官造主,治国安邦,婚嫁生育,交际礼俗,民族风情,宗教祭祀等等。整部史诗,向我们展示了多层次的光环,色彩斑烂而又源远流长的丰姿。本文试图从史诗纵向和横向的一个火花撞击点,去探索《布洛陀》所反映的治理社会的哲学观点和道德观点,窥探《布洛陀》对乐土的构想,从中引出壮民族先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关于对社会的治理,手抄原古本《布洛陀》(吆叭兵床能一科)首先描写了部落战争之后,社会上无官无主,秩序纷争散乱的画面: 从前的篱笆无桩又无门, 从前的地方上没有主没有官; 篱笆东倒西歪不成排,     

简论民族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民族地理学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我国拥有丰富的民族地理学史料,早在殷契卜辞和周金铬文中便有关于邻近民族的零星记载,有关民族地理知识记载的历史典籍卷帙浩繁,历代地方志、文集、游记、族谱和碑铭,也包含有许多民族状况、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民族地理知识的生动记载.战国时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代的《汉书·地理志》、《史记》中的《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魏晋的《水经注》、《华阳国志》、《佛国记》;唐代的《大唐西域记》、《蛮书》、《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岭外代答》、《太平寰宇记》、《诸蕃志》;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明代的《瀛涯胜览》;清代的《皇清职贡图》等地理名著均含有丰富的民族地理知识,尤其是《皇清职贡图》,记述了我国藏、维吾尔、蒙古、苗、瑶、侗等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生活、生产情况,并绘有每个民族的男女图像及衣冠服饰图,每图还附以简短说明,这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民族地理学资料.     

试论民族地区对泛珠三角经济圈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民族工作研究》2004年第三期刊登了陈夏春、李清国的《试论民族地区对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影响与对策》一文。该文立意深远,观点新颖,具有较强的参考性与指导性。目前提出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就是要积极推动和珠江流域各省区“9 2”(广东、福建、江西、海南、湖南、广西、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