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

八思巴是元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八思巴对元代藏族、蒙古族、汉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可以说他是元代藏族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对八思巴的历史活动,历代各族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汉、藏、蒙古等文字的史料中都有与八思巴有关的大量文献和记载。《西藏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了汉文史料中的《八思巴行状》、《帝师殿碑》、《八思巴传略》(为《元史·释老传》中有关八思巴的记载)等三篇文献。这三篇文献勾勒出八思巴一生的轮廓,对研究八思巴当然有重要价值,但     

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

0.1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了蔡美彪先生的大作《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和“扬州出土的元代圆牌”从牌符类型上;从语言文字上作了辨析和考释。关于“兰州圆牌”,因为郝苏民曾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过《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一文,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的八思巴文作过释读的尝试,故无赘述必要。而蔡先生关于“扬州出土的元代圆     

八思巴文横写尝试

八思巴文为元代藏族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洛追坚赞奉忽必烈的敕命所创。1260年秉旨研究,1269年完成,并逐步推广使用,至元亡被废弃。 八思巴文为竖写拼音文字,脱胎于藏文,共有41个字母(另外还有42个、56个字母等说法)。八思巴文先创“正体”,后创“篆体”(名曰“篆体”字,实为方块字),逐步趋于完美。八思巴文初创时,叫“蒙古藏字”,后改称“蒙古“字”。元史称八思巴文为“元国字”、“元国书”、“蒙古国字”、“蒙古国     

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学补证

对黑城文书中的蒙古学教授俸禄文书、蒙古字学习字文书和八思巴帝师祭祀文书进行研究可得知,元代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学,但其建立时间相对较晚。     

八思巴字蒙文碑石译存

八思巴字蒙文碑石译存　蔡美彪（一）昌黎云峰寺残碑存遗１９５８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参观团一行，在潘梓年同志率领下去河北昌黎县参观。途经道者山云峰寺址，见一断碑，我伏身审视，竟是一通元代蒙汉文圣旨碑的残存。残碑仅存下半，正面为八思巴字蒙文，背面...     

宋元时期景教文献的中土接受与诠释

宋元时期景教的传播情况十分复杂，涉及多种语言：叙利亚语、波斯语、粟特语、回鹘语、八思巴语与汉语等。在这些多语种景教文献的译介过程中，出现了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现象，这导致了元代景教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化。     

凉州会盟前后的历史人物述略--纪念萨班与阔端凉州会盟

萨班、阔端、八思巴等人,他们都是我国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各具才华,学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能从大局出发,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八思巴,在其叔过世后,和弟弟恰那多吉合力扶持忽必烈政权于危难之中.在治理西藏过程中,他革故纳新,建政立制,知人善任,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创制了新蒙古文字.其独特的贡献大大促进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元代藏传佛教教育家萨班和八思巴

萨班·衮噶坚赞和八思巴是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政教领袖和著名的佛学教育家。他们认为：知识是智者的宝库；学习的目的是修德弘道，利人利己；态度是自觉主动，不耻下问，任劳任怨，持之以恒；方法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融会贯通，集思广益，学以致用。他们提倡尊重人才，敬佩老师。他们潜心佛学教育，门徒众多，才干超人；精心佛学研究，著作量多质优。八思巴亦是创制蒙古文字、全力推广蒙文的语言教育家。     

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

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介绍了八思巴本人以及八思巴字古籍文献产生的历史、发展和现存情况,并对国内外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缘起进行了挖掘。阐述了国内有关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崛起、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深化、细化以及八思巴字古籍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情况。     

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

一九七三年,甘肃省博物馆在西藏废旧铜器中,发现一枚元代八思巴蒙古字圆牌。圆牌高(连同环把)直径为十八公分,宽直径为十一点七公分,重二百四十九克,牌身铁制,字面镀银,正背相同;圆牌完好无缺,字迹、案图清晰可见。实物拓片及照片见图版一。     

八思巴及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后来,藏族借用八思巴蒙文形式拼写藏文,遂产生了八思巴藏文。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维吾尔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史事考述

本文主要依据藏文史料《萨迦五祖全集》ｂａ函中八思巴所写的一篇文章内容,对元代维吾尔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的史事进行了考述,纠正了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对叶仙鼐在吐蕃宣慰使任上有关史实记载的舛误,补充了一些汉文史料中缺载的、并鲜为人知的叶仙鼐的史事材料     

语言政策与语言的命运——八思巴文与满文的衰落

八思巴文、满文分别是元代与清代的"国语",尽管在当朝都曾被大力推行,但在该朝代灭亡之后,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还位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汉语。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汉语自身的优势以外,语言使用者数量的多寡对语言的发展趋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的语言政策也对语言的发展速度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和决定性意义。     

关于八思巴文元音标记法

近年来 ,人们对八思巴文的研究已相当的活跃和深入。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有关专著的再版 (译补 )、一些新的八思巴文文献的不断发现和刊布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有理由认为 ,由于方法论方面的原因 ,人们对八思巴文元音标记法的研究似乎陷入了困境。众所周知 ,八思巴文是由元朝第一任国师、尊号为八思巴的藏人罗追坚赞根据藏文创制的。因为用藏文的某些辅音字母来充当元音字母 (或使其有元音读音 ) ,在书写规则上又和回鹘蒙古文一样自上而下地书写 ,因此 ,八思巴文无论在字形上 ,还是在书写上都形成其不同于藏文的一些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     

西藏佛教的神秘法器——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

在西藏博物馆＂元明清玉器精品展＂展厅内,展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这件＂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该印为八思巴文,青玉质地,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配红色丝绶带（有磨损）。1271年忽必烈始定国号大元,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当在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之后封绶。释教，即佛教。在元代，具有统领全国佛教权利的大元国师大多来自萨迦派宗教首领。     

扬州新发现的早期青花瓷片的断代及其烧造工艺的初步研究

青花瓷器是我国驰誉中外的瓷器品种之一。由于近人所见的出土器物和传世品最早是元代烧造的,因此,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是元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瓷器品种。可是,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技术已较成熟,在此以前它必然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陶瓷界根据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的釉下彩绘技法已很成熟,推测青花瓷的起源可能是在宋代,但一直未能找到这方面的实物资料。七十年代以来,在浙江省先后出土了一些宋代青花瓷片,接着在江西吉州窑窑址中又出土了南宋晚期的青花碟,拓宽了人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发现蒙古文八思巴传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乔吉新近发现一部蒙古文《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上师传》。该书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不著撰者姓名,北京木刻本,全书约五万余字。目前尚未发现复本。该书著录了八思巴的父亲及八思巴的生平,对八思巴与忽必烈的最初接触以及八思巴在元朝宫廷的活动记载尤详。     

龙泉窑瓷器装饰纹样的演变

龙泉窑是我国名窑,其生产的瓷器誉满中外。龙泉窑经历了开创、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此文从这四个发展阶段来分析不同时期的瓷器装饰纹样的演变。     

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

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王启龙藏族圣僧八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本名罗追坚赞，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１３世纪西藏在政治上正式投入祖国怀抱，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作出过卓越贡献。八思巴的家世与吐蕃其他某些王族一样，家族自身的人都把自己...     

宋元时期佛经翻译中的吐蕃译经传统

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河西与中原得到了广泛传播,吐蕃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翻译传统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当中。本文参考前人的著述,梳理了吐蕃梵-藏译经中的转写、音译、意译规则,并与唐代以来中原译经原则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西夏和元代藏文佛典的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译本对吐蕃译经传统的继承。贯穿于佛典译本中的吐蕃传统,可谓是藏传佛教传播背景下翻译文本的典型特征,堪为进一步甄别译者的信仰背景、研究古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