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新发现许地山译世界名歌十首及所写之弁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北平中华乐社出版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册中的１０首歌词，是许地山翻译的。许地山还为这一册名歌集写了《弁言》。译词和《弁言》的发现，对于许地山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夜歌》:自忏与自救

何其芳是30年代著名的自由主义诗人,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写下了他第二本诗集《夜歌》。本文主要论述何其芳以《夜歌》自白诗表现他投奔革命自忏自救,扬弃其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方式、彻底工农化过程中忠诚的痛苦及失落,从而构成自由作家（诗人）皈依革命的现代忏悔录。这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是一种新的开拓而具独特的价值。     

战争文化语境下的域外现代派文学译介——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中心

1940年代,我国的域外现代派文学译介深受战争文化语境的影响。抗战初期各地出版业遭到破坏,域外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几近缺失。抗战后期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后方出现了一些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报刊出版业在战乱中逐渐恢复,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有所增多,主要是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周围的九叶派及其前辈诗人,他们把译介的目光投向具有共同文化境遇的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人,并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     

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

朱自清在评论《红烛》《死水》时指出:“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诗人。”(《闻一多纪念文集·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朱自清在这里使用“唯一”一词,除了对闻一多怀有偏爱之情外,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这     

简谈田间长诗《给战斗者》

<正> 田间的长诗《给战斗者》很好体现了民族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田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长期诗歌创作中,一直自觉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关注着民族的兴亡衰盛和人民的命运。他的早期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和第一首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都是以反映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精神为主调的,充满着朝气蓬勃的生活战斗气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猖狂进犯,烽火连天的民族解放战争给诗人以猛烈地冲击,也给诗歌融进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在祖国遭受深重灾难的这一非常严峻的历史时期,田间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他写下了大量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战斗诗篇,表达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齐心抗日的愿望。《给战斗者》写于1937年12月,是诗人抗战初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凝聚     

冼星海与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歌咏活动

抗战期间少年儿童抗日团体风起云涌,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宣传活动卓越,受到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革命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关心,这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孩子剧团”是抗战期间冼星海帮助最多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他与“孩子剧团”的交集主要发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他曾多次教授“孩子剧团”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指导“孩子剧团”参加演出和开展歌咏活动,还为“孩子剧团”团员走上艺术道路提供帮助等。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影响助推了“孩子剧团”后期的发展壮大。     

诗心壮烈抗战情——彭桂萼抗战诗歌集《沧江号角》试说

适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推出了曾经昂首高歌在云南省澜沧江畔的著名爱国诗人彭桂萼的抗战诗歌集《沧江号角》。本书辑入彭先生遗著《震声》（1938年出版，郭沫若题签，马子华序）、《边塞的军笳》（1941年出版，老舍题签，雷石榆序）、《澜沧江畔的歌声》（1943年出版，穆木天题签并序诗）、《怒山的风啸》（1945年出版，闻一多题签）、《后方的岗卫》（1945年出版，臧克家题签并序）。这是诗人给祖国和后人遗留的宝贵的文学财富。     

一颗尘封的明珠——评丘东平的《给予者》

抗战初期,中国文坛上曾涌现出一批反映抗战新局面的作家,丘东平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在《七月》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映中国军民浴血抗敌事迹的作品,成为抗战初期引人瞩目的作家。然而,现在人们在论及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时,常常提起的,是他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遭遇》、《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短篇,很少提及他的中篇小说《给予者》,更未对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认     

新诗社三诗人初论

新诗社是西南联大以"诗社"命名的第二个文学社团,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新诗社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在西南联大文学中独标一格,成为抗战及其以后中国时期朗诵诗的一种新因素。其代表诗作是闻山的《山,滚动了》,何达的《舞》、《我们开会》、《图书馆》等。何达是新诗社最成功、最著名的诗人。俞铭传及其诗作的存在,证明新诗社也是多元的。创作表明,在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社是一个具创作实力和特色的社团。     

中国抗战与《苏日中立条约》

本文试从中国抗战打乱日本既定的战略计划的角度 ,论证苏联能避免东线作战 ,继而能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取决于中国抗战 ,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却反过来严重危害了中国的抗战。目的在于说明苏联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给国际外交往来带来消极的阴影 ,发人深省。     

生动有趣 寓意深刻——读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

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不幸逝世已经五十周年了,中国人民热爱这位被斯大林同志称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诗人引亢高歌革命导师《列宁》和社会主义革命《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人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愤怒高呼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使我们难以忘怀;诗人笔下“半截人”的官僚主义者《开会迷》,成为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中     

晓河:为两个国家写国歌

一个中国作曲家,为非洲两个国家写了国歌。他就是著名音乐家晓河。 1918年2月1日,晓河出生在江西上饶一个清贫之家。他14岁就到南昌天和油行当学徒,干了不到一年,油行倒闭了。他又到上饶恒丰钱庄当学徒,干着同样而更加繁重的杂活。 1938年早春,晓河抱着找出路的愿望来到长沙想报考军校,听了徐特立关于《中国抗战与青年出路问题》的演讲,深受启发和鼓舞,于是他怀着一颗     

《慰劳信集》与卞之琳诗歌风格的转变

卞之琳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慰劳信集》标志着他的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受时代的影响,诗人创作激情被激发,出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卞之琳并未放弃前期的艺术理念,而是努力探索个人的诗歌技艺与时代抗战主题创造性融合。与卞之琳前期作品相比较,《慰劳信集》在视角、诗境、意趣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同时代其他抗战诗歌相比较,《慰劳信集》选择了不一样的理性抒情鼓舞人心与赤子之心贴近大众的艺术途径。《慰劳信集》不仅展示了抗战诗歌的一种新风貌,也是忠实于诗歌艺术,面向大众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参加总统竞选之后的成之凡

成之凡是著名的成氏三姐妹中的大姐,二妹成金沙是我国驻丹麦大使夫人;小妹成露西,人称她是美国“史学界中的女强人”。多才多艺的大姐成之凡,是巴黎欧洲音乐学院的教授,她是法国著名的音乐家、画家和诗人,是在外国参加总统竞选的第一位女华人,轰动了整个法国社会。 成之凡女士,30年代初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父亲成台我是文言大报《世界日报》社的社长。母亲杨致姝,擅长音乐、书法和数学。在小之凡5岁时,成家迁居六朝古都南京,她就开始跟着母亲学习弹钢琴,学作曲,画水彩画,走上了艺术道路。 后来,成之凡全家迁居上海。小之凡在抗战初期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8岁就当了钢琴师。以后又在香港圣乐院和台湾中国文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难忘的乌克兰之行

提到乌克兰的伟大诗人谢甫琴科的名字,就不能不想到“谢甫琴科诗集”。 二十年代初,从茅盾主编的在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上,我才知道了乌克兰的诗人谢甫琴科的名字,读到了他的诗《遗嘱》。到1935年我作为《大公报》驻苏记者,到了莫斯科。七·七事变后,我回国参加抗战,先到了乌克兰。我从1937——1989年曾九次到过乌克兰,这是第一次。我首先寻访了谢甫琴科在首     

苏州市吴中区获得“家在苏州”外国人才艺秀表演多项奖励

4月15日,由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家在苏州"外国人才艺秀表演总决赛在苏州广电总台演艺中心隆重举行。吴中区选送的歌曲联唱《水乡情》和鼓乐表演《江南风》双双入围"家在苏州"外国人才艺秀表演总决赛并获奖。吴中区参加表演的演员分别来自6个国家。10位外国友人聚在一起,学唱中国歌、学讲中国话、学跳中国舞、学打中国鼓,满腔热情地参与节目排练。决赛中,他们对吴中区的名歌     

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交流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在重庆持续繁荣。与此同时，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开展通信联络、译介反法西斯音乐、在国外传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外交流。战时重庆音乐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争取国际支持。
     

论艾青抗战前期的诗歌

1937年7月7月,中国的土地上燃起了神圣的抗日火焰,全国人民怀着敌忾同仇的决心投入对敌斗争的洪流,而站在斗争前列的作家中,诗人们尤为活跃,但就其影响之大来说,当首推艾青。绿原将这一时期的艾青誉为“那个时代的领唱歌手”,他说:“不论在延安还是在重庆、桂林,新诗同祖国、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人民需要诗,在寻找诗;诗需要人民,在表现人民。”“不能不令人想起当年的诗人艾青。那时,即使在最低沉的政治气压下,只要什么刊物上发表了他的新作,读者无不奔走相告:今天读到了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一口气念完了《火把》——我背得出《假如我是一只鸟》(即《我爱这土地》)——不,还是《向太阳》好……”绿原所说的上述诗篇,就是艾青抗战前期的一些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