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方志考略

方志的名称,与地方建置的名称紧密相连。泰州的方志,历史上有吴陵志、海陵志、泰州志、泰县志诸名。因此,在考探泰州方志之前,得先简述一下泰州这个建置的革沿。泰州,是淮东古城之一,向有“淮海名邦,汉唐古郡”之称。夏商时,属于九州中的扬州。周时,先后属吴、越、楚。公元前333年(时在战国,属楚)称海阳。秦统一     

山西古今方志纂修与研究述略

山西地方志从晋代以来代有纂修 ,建国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巨大 ,经验丰富 ,颇有创新。     

清代顺治年间河南纂修的方志述略

清代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据今人不完全统计,我国方志现存有八千余种,其中清代所修的多达六千余种,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仅就顺治年间(公元1644—1661年)的修志而论,河南省(本文所述之河南省,系顺治年间的行政区划)各级官府不仅着手早,而且成效显著,其成书数量之多,为同一时期其他各省所不及。它既为清代后来河南修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促进了清代其他诸省方志的纂修。回顾清代顺治年间河南地区纂修的方志,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编修新志是有益的。 一、顺治年间河南地区修志工作的展开 顺治初年,河南各级官府相继建立以后,即把修志作为巩固和加强政权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从顺治年间河南修志的进程来看,大体上可以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河南布政司颁布的修志信牌为标志,分作两个阶段。     

《日知录》纂修考

顾炎武著《日知录》 ,贡献甚大 ,影响深远。清中叶以降 ,研究《日知录》几成专门学问。本文就该书的始撰时间、撰述过程、成书主要阶段 ,进行了专题考察 ,希望能对《日知录》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清史纂修纪实(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调研、立项等学术工作迅速展开。2004年至2005年为清史工程项目的"立项年",按照"一体两翼"的总体构架,"体"即主体工程,"翼"即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以主体工程为中心,切实做好项目设计工作,实行以项目为纽带,以项目主持人为龙头,以招标和委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立项,全面推进编纂工作。随着项目撰写工作的展开,2005年开始对已立项项目的检查评估工作。     

《元史》纂修杂考

洪武元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兵克大都。得元《十三朝实录》,次年即诏修元史。二月丙寅开局于南京天界寺,八月癸酉告成,计一百八十八日。但顺帝一朝三十六年史事,无实录可徵,因遣使者四出采辑,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开     

清史纂修纪实(一)

纂修清史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详细调研和缜密考虑,认为重修清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用十年或十余年的时间完成。清朝历史长达268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现实接近。对我们来说,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与清代有密切的关系。清朝灭亡之后,北洋政府曾于1914年开设史馆,为清朝修史,然而由于种种…     

明代安阳地区纂修方志论略

有明一代安阳地方志编纂活动达19次之多,然见存者不足五成,此类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与学术价值。充分研究安阳现存明代方志,既可使安阳当地的明史研究更加丰赡,亦可补它史之不足,纠它史之谬误,更有利于扩充安阳地区古代文学与文化之研究范囿,搜罗相关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明代安阳地区纂修方志之研究,探析了如何更好地挖掘中原历史文化资源的潜力,让中原文化更加精彩的内容展现出来,对推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族谱与方志

一 在人类社会的三大时期(蒙昧期——野蛮期——文明期)中,族谱出现于“野蛮期”与“文明期”的模糊交界处,但它理所当然地是人类创造文字之后的产物。在中国,它的上限不会迟于公元4世纪。 族谱者,氏族、家族、宗族之谱系也。据《南史·贾希镜传》记载:“先是谱学未有名     

台湾方志综论

本文系统介绍了台湾方志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中的一些重要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内容介绍和学术分析,其意图不仅在使人全面了解台湾方志的研究状况和水平,而且还在突出台湾方志在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上的独特意义。     

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     

九鼎考略

夏铸九鼎,三代以为传国之宝器,以至于在中国古代的语汇中,诸如“定鼎”、“鼎祚”、“鼎辅”、“鼎臣”、“鼎革”、“鼎立”、“问鼎”等带有“鼎”字的词,都与政权有关。楚子问鼎,杜预即已说是:“示欲偪周取天下”。事见《左传》宣公三年。是篇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彭咸考略

屈赋里曾七次提到彭咸。以屈原代表作《离骚》而言,就讲了两回:一曰“愿依彭咸之遗则”;再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假若弄不清彭成为何许人,势必难以探索屈原的思想面貌与屈赋的精义确诂,对《离骚》尤其如此。王逸《楚辞章句》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王注似是臆测。先秦古籍除屈赋外,罕见彭咸的踪迹。屈原既然多次对彭咸倾注景仰之情,王逸可能即据屈原之生际遭遇,而逆推彭咸云云,从而写下了那条注释。不少学者怀疑王注有失,另创新说。其中有认为彭咸乃二人即巫彭、巫咸者。此说远胜王注。现据以立论,给予补直,并祈发明若干新义。《离骚》除两次提及彭咸外,还有巫咸、灵氛二灵巫。咸即巫咸;彭当为灵氛(此似尚无人提及)。《说文》:“彭,鼓声也。从(十豆),彡声。”徐铉注:“当从形,省乃得声,蒲庚切。”又,《说文》释“氛”字云:“祥气也,从气,分声。”徐铉注:“符分切。”据此     

萨水考略

公元612年(隋大业8年),隋丽(高句丽)“辽东之役”,炀帝简派宇文述、于仲文等“九军”,于鸭绿水西会齐,跨过鸭绿水,又东渡萨水,直抵平壤。后因士卒疲敝,粮草断绝,料难猝拔,遂返。当隋军退至萨水时,为丽军所败,史称此役为“萨水之战”。过去,中外史籍对萨水之战,记载明确,看关萨水的位置,亦未闻有任何异议。近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对此役萨水的位置,甚至丽都平壤的位置,提出新解。他们认为:“萨水即清     

方志与旅游

历代地方志书对开发旅游产业都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是最好的导游书,应当注意加以利用,古为今用。     

内蒙古方志探源

近年来,我区地方新志的编纂方兴未艾,对方志学理论的研究和对我区旧志的评介亦随之产生。但至令为止,对个别志书的评介较多,从未有人力图通过对地方旧志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来探寻和把握内蒙古方志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本文企图在这方面略作尝试,以扔抛砖引玉。 所谓探源,不仅是考证内蒙古方志自何始即内蒙古最早的方志是哪一部,还要探究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与条件。两者相互连系,缺一不可。     

谈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10年,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然而,方志批评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这里仅就方志批评理论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以期抛砖引玉。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史学批评的科学。是对以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修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     

安徽方志概述

地方志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一宗刊刻数量相当大的专类图书。它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载。被人们誉为“史料的宝库”。我国地方志的编纂历史十分悠久,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袁康、吴平的《越绝书》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安徽地方志的编纂可以推溯到东汉朱玚的《九江寿春记》,该书今已亡伕不存。清代王谟有个辑本,收在《汉唐地理书抄》里,还可略见其梗概。据近人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载,宋元以前的安徽通志有四种(三种有辑本,均见《汉唐地理书抄》),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袁国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兴起这样两门显学：一门是文化学，有所谓“文化热”和“文化史热”之说；一门是方志纂修学，人们常以“盛世修志”一语来概称之。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史学”与“方志纂修学”之间有极为广泛的密切的关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