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浅析定州汉简本《论语》的文献价值

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论语>抄本,简本<论语>的出土对于<论语>及孔子思想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厘清长期以来对今本<论语>在文字和文意理解方面所长期存在的一些分歧,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参孙故事的原型及变体

文章对参孙故事的原型及两个代表性的变体<斗士参孙>和<参孙的复仇>的创作意图、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异同及内涵进行了论析.     

先期天命观念溯源

对于天命观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以<尚书>及三代的青铜铭文等传世资料为研究依据,注重考察其表现与影响,但对三代以前所出现的天命观念因素则少有重视与研究.本文拟采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力求探索远古及三代(限定为周公之前)的先期天命观念出现与发展的源流.     

《楚辞》校证 (二十三则)

本文对<楚辞>之<离骚>、 <九歌>、 <九章>等多处正文进行了尝试性的校勘.所校皆力求言之成理,如校<九歌>"举长矢兮射天狼"为"举枉矢兮射天狼"等皆有益于<楚辞>的进一步解读.     

《远游》应确认为屈原作品

自清代学者吴汝纶始,否定<远游>为屈原作品的学术观点一直在学界占上风.这种观点以<远游>中多道家、神仙思想,而屈原一生在楚国,无由得知道家、神仙思想为主要依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在楚地出土了大量前屈原时代的简帛资料.这些出土文献证明,道家、神仙思想早在屈原以前在楚国就十分流行,且规模相当广泛.因此,屈原作品中有道家、神仙思想意识和观念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在<远游>中的仙道意象和意识合乎屈原的生活现实和思想逻辑.因此,<远游>为屈原之作毋庸置疑.     

《离骚》中的卜筮与祭祷--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新论

<离骚>在写到诗人欲以卜筮来决断去留之矛盾时,明写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但之后却只云"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因此而产生一个问题:这里为何仅言灵氛而不及巫咸?进一步说,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到底应如何理解?通过对楚国占卜习俗的考察,并结合<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与<九歌><惜诵>等文献,可知灵氛的占卜为两次,而巫咸夕降则为占卜后的祭祷,故而在选择占卜结果时便只举灵氛.由此亦可就原诗之内容作重新解读.     

对《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的质疑

姚小鸥先生在<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发表了<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论定<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的"张"字为"瞻"字的通假.从文意、韵律以及<楚辞>用张字的本意,可以证明"张"字不当作"瞻"字,张瞻二字古音不同部,亦不得通假.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保训"释疑

"清华简"中首先公布的是<保训>篇.这是一篇内容类似<尚书>的珍贵历史文献.李学勤先生有关<保训>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对该篇命名提出疑问,并疑及周文王是否有遗训的问题.根据<尚书>及多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证,证明周文王有遗训是不争之事实;并从周代礼制和"名从主人"的传统出发,可以论证出<保训>命名并无不当.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2007年楚辞研究述评

2007年的楚辞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发展.对楚辞研究史及作品的研究,关于屈原的身世、思想、人格的分析、研究与探讨,都是研究重点.立足于出土文献、文化人格等的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得到学者的关注和认同.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楚辞》和韦庄的诗歌创作

以韦庄为例,将诗学原典《楚辞》与唐诗比较,探讨诗歌的源流关系。韦庄与屈原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表示出深深的凭吊与怀念。韦庄诗歌的创作心态、意象塑造等与《楚辞》都有着渊源关系,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中国诗歌产生、发展的方式之一。     

《楚辞》疑难新考

在《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的过程中,笔者运用训诂、移情推理、考据、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文本外证以及诗人与文本的互证等方法有对楚辞若干疑难问题进行考辩,以辩明是非,寻求新的合理的解释。     

论《诗经》的语言

列举《诗经》中多篇诗歌和多个例子 ,说明其语言特点以及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关于《楚辞&#183;大招》的几个问题

《大招》所招之人应是一位王侯,这位王侯既不是楚怀王,也不是楚襄王,而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所招之魂不是亡灵,而是刘安的生魂;《大招》的作者是汉代人;《大招》是本为楚人而又是淮南王刘安所赏识的宾客伍被为劝诫淮南王刘安所作。因《大招》是为招生魂而作,所以才冠以“大”字。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