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     

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

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在的社会建构方式是理解和说明现代官僚制行政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内在于官僚组织的逻辑和规则并实际起作用的伦理。它作为由社会建构的观念,是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的反映。官僚制组织的行政伦理属于责任伦理。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官僚制的困境与新公共管理

面对西方各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组织已经出现了缺陷。但是 ,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不应全盘否定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模式 ,同时 ,继承也不是简单复制 ,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官僚制进行合理扬弃 ,既保留它的合理成分 ,又变革其不合理成分 ,并发展其新内容 ,从而找到建立新的行政组织模式的突破口。     

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及其意涵的辩证解析

公共官僚是当今公共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所以,官僚的自主性问题(autonomy)也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的关注焦点;面对我国当今公共官僚所引发的众多治理失败困境,毫无防备地引进西方“后官僚制”的理论武器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西方国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模式和成熟、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与“消解官僚制”搭配的政府内部竞争市场、公共服务民营化、弹性虚拟组织等改革策略不应是我们处理官僚自主性困境的主流解决办法,也不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在坚定地推行以“依法行政”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以德治国”的深层含义,逐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应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核心主题,也是摆脱西方“官僚制迷局”的新思维。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网络社会对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影响

网络发展是人类关注的一个焦点 ,它必然对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通过分析官僚制组织结构的特点 ,将其与网络社会中的组织结构进行对比 ,然后分析官僚制在网络社会的新特征 ,对于我们加强组织管理、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李斯刻石文的文学观照

李斯所作的刻石文流传下来的共7篇,采用的是每句四字的形式,继承的是四言诗的形式。在7篇刻石文中,有6篇是三句为一章,是古老诗体的复活,同时又是楚文学影响的结果。7篇刻石文,各篇或36句,或72句,每篇作品的句数相对固定,体现出森严的法度,带有法家特色。各篇刻石文都有自己的风格,针对性较强。在运用比喻的地方,继承的是先秦文学所奠定的原形。     

浅析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观

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才培养的质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如何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笔者从教学条件,教师队伍,人才培养,教学评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齐物论》的价值哲学解读——庄子的评价论探微

从价值哲学的视角对庄子的哲学经典《齐物论》进行现代解读,可以透见庄子的评价论之基本理论特征。就其内在理论结构而言,从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对象、参照系统到评价情境都贯彻着相对主义,致使评价结果和整个评价活动也必然具有不确定性和虚无性。对此,不仅应结合一般价值理论和评价论的特性,对其理论失足作出分析,而是要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合理性因素给现代人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生态问题所带来的理论资源和启迪。     

资源型城市节约资源的理论思考

目前,资源型城市过度开采资源虽然支撑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将使其逐渐失去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经济实力不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更使得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面临不经济的发展困境。因此,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将节约资源放在首位,这不仅是资源型城市的现实考虑,也是资源型城市长远发展的理性选择。     

理想主义的重建何以可能

理想对人类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人对未来的美好设想,也是人生价值、意义的体现。近代启蒙运动对古代目的论哲学的消解和机械论哲学的确立,致使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社会开始了理性化、近代化的过程,理想和崇高也从此无人问津。人们也因此陷入无意义的生活境遇中,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使人们摆脱这一困境,我们需要重建理想主义信念,重建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     

论巴赫金"丑角地形学"的生成机制

巴赫金的丑角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丑角地形学融合了巴赫金源于狂欢化诗学的丑角理论与源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巴赫金理解的丑角是通过欢笑对现实进行反抗、展现人民大众“大无畏”意识的喜剧形象。文学的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是充满观念性的主观空间。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挖掘丑角地形学涵义,本质上是为了再现狂欢文化的反抗意识。     

错误合同撤销权行使之探讨

“意思表示错误”或简称“错误”是意思表示瑕疵的一种,我国民事立法上只规定了重大误解制度,并没有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规定,且理论上对错误的研究还很薄弱,民事立法上的欠缺已经对现实生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意思表示错误而订立的合同为错误合同。错误合同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撤销权应由主观上无重大过失的有瑕疵意思的当事人在发现错误后即时以明示的方式行使。错误合同撤销后,其效力原则上应溯及合同成立时无效,但在一些存在长期履行的合同关系中,行为人不得行使溯及既往的撤销权,而只能行使一项限于对未来产生效力的终止权。     

家族治理合理性的制度分析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家族内部,家长式的管理风格和企业内部的高度信赖与忠诚。这些特征使得家族企业产生出一套与非家族企业不同的运作规范与原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家族治理的合理性就在于: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减少了企业创立和经营中的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优化了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